谁说《三国演义》少儿不宜

原标题：谁说《三国演义》少儿不宜

如何教育下一代，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焦虑中产”最焦虑的一个问题。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思想倾向是：不少家长自己对国外的事情一知半解，却非常喜欢让孩子早早学外语、看外国童话，并动辄说中国传统文化“是狼奶”啦、“有毒”啦。实际上凡事都不宜扣个大帽子做笼统评论，而要透过显微镜，就事论事。

中国传统文化分儒、释、道三大主流，其中还可分为俗文化、庙堂文化。一概说“有毒”或一概吹捧，都是非常极端的态度。就拿《三国演义》来说。我就听过有家长抱怨说《三国演义》有毒，里面动不动就砍人头、垒京观什么的，不适合给小朋友讲。但是古希腊神话里帕尔修斯砍下美杜莎的人头做武器的桥段其实也挺残暴的，为何这些古希腊神话就不是“糟粕”呢？《圣经》的《旧约》里，耶和华惩罚人类的桥段，或是描述中东地区各民族互相冲突的桥段，其暴力指数超过《三国演义》的案例比比皆是，外国的小孩难道不也是从小听这些故事长大的吗？难道听过这些故事的小孩长大都成了罪犯，没有听过的都成为了良好公民了？恐怕没有统计数据支持这样的假设吧。

很显然，提及暴力或死亡本身，并不构成思想糟粕，因为军事冲突本来就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笔者看来，以恰当方式向儿童展现这些战争故事，本就是为了捍卫儿童的“知情权”；而片面向其勾勒一个纯美的“楚门的世界”，则有“忽悠”儿童之嫌，从长远看，这会害了孩子，因为这最终容易令其精神世界无法接受现实世界中哪怕一点点残酷。

此外，虽然暴力本身并不是人类解决问题的第一选项，但其作为“备选项”很难通过“删除键”而被完全取消。否则我们就无法为各国保留武装部队的必要性进行辩护了。而武装部队的成员，显然需要从小培养一定的“武德”意识——而在这方面，恐怕富有军事内容的传统文学作品就具有不可取代的教育功能了。

有的家长或许会说：儿童模仿能力强，像《三国演义》这样的军事类小说中的暴力描写会给其带来阴影，弄不好会促使其倾向用暴力解决问题。在我看来，这种担心纯属多余。现在孩子一打开电视，随时能够看到横店式“抗日神剧”里鲜血横飞的场面——可绝大多数智力正常的孩子恐怕都能分清现实与虚构之间的区别。再说，有几个男孩小时候没用过玩具冲锋枪在弄堂里和小伙伴互相“扫射”？长大后不还都是该上班上班，该打卡打卡，养家糊口过日子？实际上，很多会受暴力影视作品侵染的孩子，本身家庭环境就有很多问题——也就是说，更可能是其目睹的家庭暴力，与影视信息中的暴力因子产生“共振”，才使儿童失去了对现实与幻想之间界限的把握。很显然，仅仅因为这些个别案例的存在，就要求在向儿童输送信息时过滤掉一切战争因素，恐怕是非常以偏概全的。

还有家长抱怨说，像《三国演义》这样的历史作品中，人物事件太抽象，孩子记不住。但在笔者看来，正因为有点难记，所以才更需要记。关于记忆力训练与所谓儿童“创新性教育”，当下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在彼此争鸣。一种观点是：填鸭式死记硬背是扼杀创造力的；第二种观点是：只要反复熟读伟大经典，自然可以自动衍生出创造力。笔者认为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正确性，但也都有所偏颇。

在笔者看来，创新力当然不是记忆力的叠加，否则人脑就与移动硬盘没有差别了。但是，创新力也不可能离开一定的记忆做底子——比如，司马光同学小时候之所以能够想出“砸缸救娃”这样富有创造力的点子，其必要条件之一是：他的确记得石头是可以用来砸破水缸的。再回过来说《三国演义》。不得不承认，看“三国”的一个大难点就是人物多，你得记住那么多军阀、门客、谋士、武将的名字与各自性格特点，不能张冠李戴，这当然要费一点力气。但孩童一旦能够成功地跃过这道门槛，其记忆人名与相关数据信息的能力，就立即可以从记忆三国人物转移到别的领域上去——说白了，跨过这套门槛的孩子就会产生这样的自信：三国武将我都能背得滚瓜烂熟，班上这么多新面孔我怎么会记不住？换言之，“三国”本身复杂的人物关系图谱，其实是为孩童梳理人名信息的能力提供了很好的锻炼对象。而一旦这样的能力能够稳固形成，孩子一辈子的学习与生活无疑都能从中受益。

《三国演义》剧照，王允把貂蝉荐给董卓，施以“美人计”。

另有家长恐怕会说：“三国”里用计太多，小孩的单纯性恐怕会因此受影响。而在笔者看来，“三国”的教育意义恰恰就在于它能够向读者初步展现世界的复杂性。在这里我想特别纠正一个误解：很多人认为单纯就是善良，心思缜密就是阴鸷狡诈。可在笔者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单纯就是愚蠢，而愚蠢本身就是德性的一种匮乏形式。

举个“三国”里的例子：董卓被杀以后，司徒王允否定了吕布宽恕董卓旧部李傕、郭汜的建议，后反而遭致了李傕、郭汜的祸害，无数长安百姓也因此罹难。这就是因为王允将问题想得太单纯、太简单了，认为“董卓”与“董卓的势力”是两个可以互相划等号的概念，消灭前者就等于消灭后者。结果，被消灭的恰恰是他自己，还有大量无辜的百姓。而读者读了这个桥段之后，就会思考王允倾覆的真正原因，思维也可以变得复杂起来。笔者实在看不出这对孩子的教育有什么坏处。又比如，现在很多孩子往往以“单纯”为名，不顾他人感受，大搞自我中心主义，这种思维方式难道不正好能通过“三国”得到纠正么？譬如，诸葛亮之所以能够舌战群儒说服江东君臣一起抗曹，用的难道不正是“假设江东立场、以江东利益为第一出发点”的辩论策略？而自我中心主义者的简易思维模式，又如何可能像孔明一样，容纳对于他人心理状态的复杂表征模型？

对此，有些教育人士可能就会说：照你这样的教育方式，孩子都会被教育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对社会有啥帮助？那我倒要反问一句了：你是如何断言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就一定不好？现在满世界呼唤的“工匠精神”，难道不正意味着华夏大地上“精致性”的稀缺？而哪个试图把“工匠精神”与自己的企业道德结合在一起的企业家，不是想着通过制作精品来使得自己的公司盈利的呢？若按照上述这种对于“利己主义者”的污名化理论，难道我们也要对上述的企业家进行道德谴责吗？

再回到《三国》的语境：所谓“吴蜀联盟”，难道不正是东吴与蜀汉在“精致的利己主义”思维引导下构成的政治联盟吗？相对弱小的吴国与蜀国互相利用，难道不是双方的政治家在进行反复博弈后得出的对己方最有利的博弈方案？难道我们就应当仅仅因为双方最终考量的自私性，就去否定吴蜀联盟自身的历史价值？很显然，如果“精致性”本身意味着“对于长远利益的考量”与“对博弈对手利益区间的尊重”的话，那么，一个由“普遍精致的小人”所构成的社会，便是向真正的“贤人社会”过渡的重要环节（如果真有所谓“贤人社会”的话）。如果给笔者本人一个选择机会的话，我宁可与一群类似孙权孙仲谋这样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为伍，也不想与王允这样的粗陋的利他主义者同朝。从这个角度说，“三国”对吴蜀联盟的肯定态度，本身便为后来的读者从正面理解“利益共同体”与“私利”之间的辩证关系提供了很好的文化与历史范例。多给小孩子看看这样的范例，有什么不好？

《三国演义》剧照。

还有观点认为：传统文化不仅仅包括“三国”，也可以读读唐诗宋词，背背《论语》。笔者在此当然并不否认儒家经典与诗词歌赋对传统文化传播所具有的不可取代的作用。但《三国演义》这样的俗文化所能够起到的作用，却不能因此而被抹杀。说得具体一点，《论语》是告诉大家圣人心目中的理想是什么，《三国演义》更多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在事实层面上是怎么运作的。理想可以鼓励读者，但不能当饭吃，而具体的操作经验却可以对未来的决策产生实打实的指导价值。

说得更具体一点，三国的三个核心家族——刘家、孙家与曹家——的社会地位都不高。刘备是中山靖王之后，但问题是中山靖王自己有120个儿子，传到刘备这一代，其皇族血亲的成色已经非常稀薄，他本人也只不过就是一个卖草鞋起家的，后来才结识了通缉犯关羽与桃园承包户张飞。至于孙权的爹爹孙坚，从小是扬州富春的一个江湖小混混，家世背景一片昏暗，靠与钱唐吴氏结婚，社会地位才稍有提高。曹操算是三个家族里社会初始地位最高的，但也因为与宦官的关系而被袁绍、袁术等更高级的名门暗自瞧不起。从某种意义上说，三国建立的故事，其实就是三个主流门阀社会的半边缘人物奋斗史。而这样的奋斗历史却是传统儒家士大夫所不屑于关注的。因此，像罗贯中这样不被主流士大夫所关注的小说家，能够将这样的故事记录下来，本身就补足了主流儒家“至上而下”视角之不足，其“记录华夏传统文化隐蔽信息”的功德，当为后人没齿难忘。若吾辈今天继续运用主流儒家文化的“高大上”眼光忽略罗同志的创作之功，岂不是辜负了以罗同志为代表的一批草根小说家的良苦用心？而若继续用这种偏颇的眼光向后代传播传统文学，岂不是会让所传承的传统文化缺乏来自草根与土地的滋养？

当然，笔者也并不是无批判地看待《三国演义》对于儿童的教育意义。对于试图引导儿童阅读《三国演义》的家长来说，的确有如下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小说的个别桥段需要略去，因为价值观与现代人过于抵触。比如，《三国演义》第19回提到刘备兵败小沛后，一个叫刘安的猎户杀了妻子煮其肉给刘备充饥。刘备以为是野物的肉就吃了，事后才发现吃了人肉。罗贯中没有对刘安的行为作出明显的鞭挞，而实际上，若放在汉代，这样的行为也肯定属于杀人罪。不过，此类桥段并不构成《三国》核心内容，不让儿童知道，并不影响向其传播三国文化。

第二，《三国演义》是小说，与《三国志》、《后汉书》、《晋书》的正史描述有大致四到五成的内容出入。比如，正史记载的斩杀华雄的英雄是孙坚，《演义》说成是关羽；草船借箭其实是孙权做的，《演义》说成是诸葛亮所为；真实历史中的周瑜是个气量很大的人，《演义》则将其描述为小肚鸡肠。因此，《演义》的传播可能会为正确历史信息的传播制造障碍。为了克服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的文艺工作者不妨通过游戏、动漫等方式提供一些更接近正史的三国信息，以使得青少年的信息获得渠道可以多样化。

第三，《演义》有浓重的英雄史观，对草民与士卒的关注很少，对经济、人口等制约政治活动的“底层因素”关注也很少。因此，《演义》文体的传播可能会助长对于历史的简单化理解。不过，对于儿童来说，《演义》既有内容已经足够烧脑，若要引入经济史与人口史的内容对其加以全面补强，则对儿童心智要求过高。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不宜作出过高要求。但对于一部分具有强烈好奇心的优秀少年儿童而言，我们也需要为他们了解这一类“更深刻的三国故事”提供足够的机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