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中国青年愤怒了，他们对现实政治彻底绝望，对上一代知识分子（以梁启超为代表）“政治改良”理想进行否定，同时对上一代革命者（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政治革命”理想的否定。时代输掉了他的青年们，青年们抛弃了他们的父兄，走上了另外一条“社会改良”的道路。

由于中国近代的西学东渐，知识分子在各式各样的西学中吸取养分，又将这些半生不熟，或者水土不服的理论应用在对病弱中国的临床治疗之中，动机未尝不好，心情却实在太过急切了。也正基于此，种种新鲜观念和学说泛滥成灾，种种思潮和流派粉墨登场，仿佛只要按图索骥，一切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尤其是在袁世凯病死，中央权威出现真空之后，中国政治重新退化到了四分五裂的乱世。知识精英们的“救世”之心愈发迫切，甚至屡屡显示出病急乱投医的姿态。

毫无疑问，这种心态带来了思想界的空前繁荣，也令对社会缺乏充分认知的年轻人的大脑烧得更热……

“少年中国学会”的一个边缘成员，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大呼“民众的 大联合”——“我们已经得了实验，陆荣廷的子弹，永世打不到曹汝霖等一般奸人，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身来发抖，就要舍命的飞跑”——这不是什么了不 得的宣言，但这宣言意味着：时代已经输掉了他的青年，青年已决心另起炉灶，去造就一个新时代。

“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 　　

　这是1919年的7月，28岁的胡适在北京演讲时的说的话，胡适说：“这便是少年中国的精神。”这些青年厌倦了这个时代；厌倦了这个政府，厌倦了现实政治，乃至于厌倦了父兄辈的谆谆说教。他们要为混乱的中国，寻一条新的出路。

通过社会改造来造就新中国这条路，路漫漫其修远兮，部分青年们显然是等不及了，他们开始抛弃“社会改良”，投身“社会革命”。

4月11日，开国元帅罗荣桓之子、原二炮副政委罗东进，到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做群众路线报告。凤凰湖北专访了罗东进中将，75岁的退休老人向我们讲述了父辈们的“社会革命”历程。 　　　

“在十大元帅中，我父亲是革命资历最浅的一个。年轻时候的父亲并没有想到革命，他一心想做的是土木工程师。那时父亲刚从农村走出来，看到国外都是高楼大厦，上海也是如此，他就认为搞建筑也许能为国家找条出路。”

1924年，罗荣桓考上了私立青岛大学，学土木工程。第二年，罗荣桓参加了青岛的反日学生运动，被推举为学生自治会负责人，上了当地政府的黑名单。地下党为保护他们，安排他们南下。罗荣桓本来有机会上黄埔军校，但还是错过了。

“我父亲当时没认识到军事斗争的重要性，他又是近视眼，自认为不是当兵的料，还是想学土木，因此并没有想报考黄埔军校，而是介绍我六叔罗湘去了军校。他自己则继续报考中山大学，但是因为要考德语又没考取，只得又回了湖南老家。”

1927年，罗荣桓通过补考进入了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学的还是土木。入学3个月，罗荣桓被派到湖北通城担任农运基层干部，不久就组织通城农民秋收暴动，组建了农民自卫军，罗荣桓担任党代表。这位书生没想到自己终究还是参了军，也没想到会在军队里干一辈子。

当时湖北很多地方都搞了秋收暴动，但大多失败了，罗荣桓领导的这一支走了出来，和武汉警卫团的一个连队合在一起，罗荣桓把队伍带到了修水，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秋收起义，这使他成为和毛泽东结识最早的元帅。

1919年最耀眼的历史标签是“五四运动”；但最重要的历史标签，则是“少年中国学会”。这一年，它的一个边缘成员，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大呼“民众的大联合”——“我们已经得了实验，陆荣廷的子弹，永世打不到曹汝霖等一般奸人，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身来发抖，就要舍命的飞跑”——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宣言，但这宣言意味着：时代已经输掉了他的青年，青年已决心另起炉灶，去造就一个新时代。

“少年中国学会”于1918年6月30日，由王光祈、曾琦、李大钊、周无、雷宝菁、陈愚生、张尚龄等七人在北京发起。此后，经过长达一年的酝酿与筹备，1919年7月1日正式在北京成立。

它“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

青年们在1919年用“少年中国学会”表达了对现实政治的彻底绝望，表达了对上一代知识分子（以梁启超为代表）“政治改良”理想的否定，也表达了对上一代革命者（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政治革命”理想的否定。时代输掉了他的青年们，青年们抛弃了他们的父兄，走上了另外一条“社会改良”的道路。

1921年“少年中国学会”的分裂式微，则意味

“令人遗憾的是，现代中国的政治已完全堕落，不正之风横行甚至要甚于清末，学问艺术方面更是停滞不前。然而中国的国民从来是不走极端的，只要这个特性存在中国就不会被赤化。诚然，有一些学生欢迎并接受农工主义，但是，学生绝不等于国民。即使他们一度被赤化，也早晚会有放弃那些主张的时候。这样说是因为国民性所致。国民对于中庸的热爱，要远远比一时的冲动更加根深蒂固。”

即将成为中共党员的青年李汉俊则告诉芥川龙之介：

“现今的中国到底应该如何？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既非共和也非复辟。如此这般的所谓政治革命对于改造中国完全无能为力，这在过去业已被证明，现在也在被证明着。所以，吾人必须为之努力的，只有社会革命之一途。”

“革命”，就此成为一代青年的终极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