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当时的青年满腔热血投身革命，无论为“国家主义”还是“共产主义”而投身不同政党，他们都在为争取独立与自由，内除国贼，外除侵略，建设全民福利的国家而努力。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爱国青年发动“一二·九”运动，吹响了全国抗日救亡的号角。到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战火燃起，全国爱国青年立即在炮声中行动起来，走向抗战救亡前线。

抗战老兵李鸿斌回忆，1936年12月，他从一名初三学生成了29军学兵团中的一员。“那时一心报国，就投笔从戎了。”所谓“学兵团”多是刚刚招进的一些知识青年。1937年7月27日，17岁的李鸿斌和其他学生兵，拿起枪和大刀第一次奔赴战场，参加南苑之战。“从清晨到中午，日军发动了三到四次冲锋，但都被我军击退，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

李鸿斌目睹众多同学被日本兵刺中，鲜血淋漓，却仍奋力抱着敌人厮打。“同班有个同学叫赵世荣，嘴唇四周已经血肉模糊，但还是抱着枪拼命射击。”一段资料中如此描写学生 兵：“他们年轻，尽管很多人连枪响要卧倒都不知道，却以十条命换一条命的代价和日军拼了刺刀。”

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经历了长期的动乱与战争，社会矛盾尖锐，经济水平落后，货币贬值，交通运输不畅。建国后，一个全面模仿苏联工业化模式的共产主义社会便迅速建立起来。 　　　

1950年代早期，中国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村土地集体化以及社会改革。新的政府成功地抑止了通货膨胀、重振经济，并且建立起了因战火而受到严重损害的工业体系，也因此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广泛支持。从1953年开始，中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对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三大改造)。到1956年，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此时的中国青年正摩拳擦掌，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在长期的验证中，青年们有了政党的归属，一切行动听党指挥，挽起袖子到群众中去，此时国家建设的需要高于一切。

1962年冬，组织把焦裕禄安排来兰考时，正是兰考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期。不到100万亩的耕地中，有24万亩变成沙丘，

兰考有一个村叫金寨村，1962年全村270多口人，他们当时种了240亩麦子，有120亩被风沙打死了，加上内涝、盐碱的灾害，就 剩下18亩，只产出了80斤小麦。18亩地收获了80斤粮食，按人口平均分配，一个人的口粮合二两七钱，这让群众根本无法生存。就是在兰考遭受内涝、风 沙、盐碱这“三害”最严重的历史时期，焦裕禄临危受命来到了兰考。

焦裕禄在尉氏县的时候就有肝病，肝就已经开始疼了，但他却对上级组织说：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能锻炼人，请组织上放心，不改变兰考面貌，我决不离开那里。

那时候听党的话，听组织上的安排，是没有任何条件的。而且我觉得，作为那时的领导，他们有着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以身作则、遇事先为人民群众着想等等，在那个年代有一大批这样优秀的干部，像父亲这样优秀的干部。

焦裕禄出生在山东淄博的一个小山村，自幼丧父，母子相依为命，逃过荒、要过饭、下过矿井。焦守云与奶奶共同生活了9年，她在武汉开发区做讲座期间接受凤凰湖北的采访时说，“奶奶就像大山一样宽厚无言，再大的困难面前都不曾低头，坚韧地面对生活，虽然老奶奶没有文化，但对父亲影响很大，天上一颗星，地上一颗丁”，如果你做好人做好事，你那颗星就亮；如果你做了不好的事，你那颗星就不亮，就找不着。所以她从小就告诉我的父亲就是好男儿就该有担当。父亲就是这样带着奶奶的叮嘱走出大山，南下，到了兰考这片更艰苦的土地。”

在兰考最后的日子里，肝癌已经扩散的焦裕禄每天都要忍着剧痛，工作期间，他要一直用钢笔顶着自己的肝脏减轻疼痛，最后发展到睡觉都要趴在床上，用钢 笔继续顶着身体。“早上起来看到床上一大片墨水，母亲一再追问之下父亲才说出实情。”焦守云说，父亲一直瞒着没有去看病，因为拖得太久第一次去医院检查肝 癌已经是晚期了。在去医院之前，父亲最后还下了一次乡，剧痛使他已经无法骑车，他一直推行着自行车，用车座顶住自己的肝脏，走到目的地时痛出的汗已将浑身 的衣服湿透。

焦裕禄临终前嘱托妻子：不准向组织上要钱、要东西；不准给组织上添麻烦；不准向组织上要救济。而时年只有33岁的徐俊雅，今后要独自养活6个儿女和两位老人。

焦守云告诉凤凰湖北，长大后他们兄妹六人，相继入党、工作、成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普普通通的人，做平平常常的工作，50年来，我们还是谨记着父亲生前留下的家风。

今年3月17号总书记到兰考的时候，我也代表我们家子女跟总书记汇报我们家的情况，我在其中提到了我们家风家教的问题，我跟总书记说我们一定会把我们的家风家教一代代的传下去。母亲也常跟我们说：“你们要是做错了事，别人不会说你们是我徐俊雅的孩子，而会说你们是焦裕禄的孩子，所以，在外边你们一定要时时记住，不要打着父亲的名号来为自己谋私，那样会糟蹋了你们父亲的一世英名。

焦守云记忆中的焦裕禄是温和可亲的慈父，但对他们几个兄弟姐妹的教育却是半点都不含糊。“我父亲强调的家风第一条就是，从小培养劳动观念。干不了大事干小事，干不了重活儿干轻活儿，但是孩子们一定要时时参加劳动，要让孩子们知道‘粒粒皆辛苦’，要 懂得‘不能不劳而获’。”

焦家的另一条家风训言是“领导干部的孩子不能搞特殊化”。“小时候镇上很多干部家的孩子都会看白戏，就是不买票蹭戏看。有一次父亲发现我哥哥也看了白戏， 马上就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然后又带着哥哥到戏院去补票。”焦守云对此事感慨颇深，“我特别感谢父亲这样严格要求我们，这是对领导干部的形象负责，也是对子女的品德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