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比起2008年“捐款门” “红烧肉”事件算什么

王石称，如果没有2008年，去年我也不会处理那么从容。比起2008年，那算什么？不就是红烧肉，说来说去嘛，还有什么？去年那个“红烧肉”，被消费被娱乐，但终究证明你这个人在社会上影响力还在，我接受你们采访本身在增加影响力，而不是在减少。

一、你在社会的影响力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大

人物周刊：你刚才提到波士顿在爆炸案后良好的组织能力，现在中国在讨论社会公共议题时，很多时候都只是基于价值观的辩论和对骂。你游学两年多了，看问题的方法论上有了哪些新的工具?

王石：why的问题必须用how的方法，方法论要非常清楚。现在中国很多事情正方反方辩论，可能强调的不是一个事儿，这就没法讨论下去了。我们现在更多讲的是意识形态，是错对问题，在西方更强调方法论，中国在学术训练上非常欠缺。

人物周刊：因为有一套学术方法和工具，所以在方韩大战时你会选择支持方舟子?

王石：对。你接受不接受他的观点是另外一回事，最起码在方法论上他没有问题。我质疑你，我从方法论上证明你写的东西和你父亲的关系，这只是一种方法。

人物周刊：经历过2008年，你应该知道网络民意的波涛汹涌，我相信你肯定知道方舟子和韩寒都是有争议的人，你的表态会得罪很多韩寒的粉丝，而他们本来可能是支持你的。

王石：开微博和博客的目的是什么?博得更多的fans，这是一种目的，更多时候你是用来交流的，要让别人知道你，你也知道别人。

对我来讲，2000年之后各方面一直比较顺利，登上珠峰，企业也名气越来越大，当然你会感觉挺不错的，但2008那一年，网络一下子把你归零了。万科没归零，王石归零了。

虽然你登上珠峰，但你的道德高度没有坟头高，这算说得比较理性的，更多的就是骂娘。当然会有失落感，也有情绪，也会纳闷这个世界怎么回事。

互联网在中国前进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主流媒体还是有相当限制的情况下，自媒体，自我表达的积极意义远远大于消极意义。你也要认识到80后90后的情绪，那就是他们的想法。

很多人会说既然这样，我不跟你玩了，不跟你们一般见识，很多名人采取封博策略。我也可以这样选择，但我不会。我是中国最早的一批BBS斑竹，博客与微博是现代传播[0.50%]非常好的一个方法。你封博对你是损失，他没有什么损失。

过去有什么说什么，现在开始知道了你在社会的影响力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大。

人物周刊：“捐款门”算是你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影响力比想象中还大吗?

王石：“拐点论”时已经感觉到了。“拐点论”这是记者问的，我回应说认可，结果就成了王石的拐点论了。“拐点论”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言论问题，还有万科带头降价，对整个行业造成影响，上头也很在乎，这才意识到，之前想的只是洁身自好就行。

人物周刊：你之前毫不讳言，在名利之间会选择名，2008年发现你的影响力这么大，心里会有一种暗爽的感觉吗?

王石：我这人的性格，不会暗爽，我明爽。2008年，我意识到网络媒体的特点——澎湃而来，滔滔而去。你还在乎，可他说我都忘了你还在计较呢。你不能率性而说，你要从公司角度考虑这样说合适不合适，在这个时间点说合适不合适，不是说我知道不对装着没看见，因为交流就是要表达。

方韩问题上，我不支持方舟子的观点和结果，我支持他辩论过程中使用的工具，这在中国现在非常缺。从这个角度来讲，方舟子是太缺少了，而不是太多了。他主观怎么想，那不重要。只有这么从方法论上分析，事情才能往前走一步，要不然始终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徘徊，非常可惜。

南方报业一直坚持到现在，真的就靠一天一天这样往前走。一百年之后，可能就把社会改变了，但是指望三四十年改，那是操之过急了。我现在就是这个观点，跟你们办杂志一样，有时候你不得不说，但有时候要讲策略。我的微博有很多动植物的信息，一个人对动物都没有怜悯，对植物不感兴趣，他对生命会感兴趣?就真的有点怀疑了。我谈植物更多是从分类学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我是启蒙，这个社会何尝不是?

人物周刊：你在做公司时一直提倡彻底学习西方，拿来主义，而中国一百多年来主题之一就是向西方学习，你在哈佛待了两年多，在你看来，国家和公司层面上，我们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王石：从方法论上看，至少刚开始时拿来主义是一条比较简洁的道路，但是仅仅拿来主义是不够的。因为你必须要回答你是谁，拿来主义没法解决这个问题。我现在开始在哈佛认真听中国传统哲学的课，这是原来怎么都没想到的，我怎么能学这些东西呢?

因为你没法回答你是谁，所以现在还可行，但是下一步怎么办，会有问题。

我已经到了老年，人到七十古来稀嘛。按照传统社会来讲，已经到了要进入一个你随时走都很正常的年纪了，突然你发现你要知道的东西太多了，你他妈的怎么什么都不知道，有点无知者无畏的感觉，这个反差特别特别大。到了这个年纪应该啥都知道了，什么都悟透了，人生无憾了。当然你希望再活得长点是另外一个事。你觉得人生该知道的都应该知道了，又突然发现……(摇头)

人物周刊：这是到美国才有的感受吗?

王石：对。

人物周刊：你在哈佛学习中国的传统哲学，是要解决我是谁的问题?

王石：文化大革命我初二，古文学得不多就中断了，以后当兵，工农兵学员，工作，反倒是一直有意识地接受西方的东西，有意回避中国传统，我的家庭本身就没有传统文化的背景。以前我也很得意，没受什么污染。所以拿来主义对我没有什么障碍，原来一直把这当成个优点。

人物周刊：现在还会这么想吗?

王石：不，这是你的短缺。你没有困惑，所以才会拿来就用。

人物周刊：那你觉得拿来主义在国家和公司两个层面来说，应该怎么看?

王石：我没有从国家角度考虑，我已经非常清楚把自己定位成企业家。企业家更多考虑的就是“匹夫有责”，有责是你怎么对这个企业负责。再扩大来讲，就是如何对行业有些影响力。如果再扩大点，我们能不能像日本战后的索尼、松下、丰田那样，不仅仅生产产品，成为畅销品牌，还能提供创业精神，对社会还有正面的影响，就到这，仅此而已。

(思考)国家怎么样，国家命运，这是我很警惕的。

人物周刊：你会思考，但是不愿意去做?

王石：中国现在就是太泛政治化，每人都扮演政治家的角色，每个人都在考虑国家的未来前途。到美国你发现，我们中国老百姓对美国的了解，比他们对我们的了解强太多了。

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关心，而且应该是真正研究政治学、国际关系、国家走向这个分类的公知关心，这是他们考虑的问题。当然还有政治家和领导人。

因为作为董事长，你负责的是股民、员工，和你的品牌，这会产生利益冲突。你要是还有那个情怀，先辞职。

人物周刊：那你现在还有吗?

王石：我没有。

人物周刊：这是你和过往的自己所做的切割?

王石：我现在没弄清楚我是谁，我从哪儿来，但我最起码知道自己现在是个企业家，应该有什么思维方式，最大的能量是什么。和美国一战后的那代企业家相比，我们还是要去承担社会责任，做公益，这是分内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