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感的西征：左宗棠对回民“剿抚兼施”

左宗棠

作者：谭洪安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光绪五年(1879年)，前浙江巡抚杨昌睿应湖南老乡兼老朋友陕甘总督左宗棠之邀，“帮办甘肃新疆事宜”。进入陕甘境内时，见沿途遍植杨柳，生机盎然，他即兴赋诗一首，借吟咏“左公柳”，赞颂左宗棠西征的卓著功勋。

当时左宗棠指挥六七万精锐人马(以刘锦棠统率的老湘军为主力)，经过一年多鏖战(1876年夏至1878年初)，刚刚从入侵新疆的阿古柏武装手中夺回了天山南北大部。这位年近古稀且身体欠佳的老帅，还准备抬棺亲自带兵出嘉峪关，与盘踞伊犁地区的沙俄决一雌雄，他的个人声望及人生事业由此达到巅峰。

收复新疆之役，历来公认是左宗棠对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无论后来史家的“阶级立场”如何，对此均无异议。但左氏西征的前半段，即平定陕甘回民暴动(旧称回乱，后称回民起义)，却是左宗棠一生中争议最大之处，百余年来，功过难辨，即使在国内学术界，也一直是个敏感话题。

据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传记组专家杨东梁回忆，上世纪90年代他到西安参加一次陕甘回民起义学术研讨会，因提出要结合特定的历史环境，具体分析回民起义的肇因及演变，全面看待左宗棠“镇压起义”过程中的表现，而遇到极大的压力。

这位致力研究左宗棠生平的资深学者说，直到今天，他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首先，回民暴动发生的大背景，是清朝统治者，特别是地方官员，在回汉杂居的陕甘地区长期推行“护汉抑回”的错误政策，导致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暴动的直接诱因，则是由回汉民众之间因激烈经济摩擦引发的大规模械斗。

原来，回民多以畜牧业为生，汉人则以耕作为主，回民大量放养的牛羊，常常吃掉汉族农民地里的青苗，双方因各自的生存需要，矛盾难以调和。而拥有牛羊或土地最多的，通常都是回汉双方各自的上层人物，大量下层民众在他们鼓动下，互相敌视，由规模较小的乡村械斗，终至两军对垒的血腥战争。适逢太平天国及捻军兴起，清廷倾注全力围剿，根本无暇西顾，陕甘局面遂一发不可收拾。

与太平天国运动欲取清朝而代之的宏大抱负(他们有没有相应的能力是另一回事)不同，陕甘回民暴动并没有很明确的政治目标，他们的主要目标还是“求生存”，因汉族地主组织的团练背靠官府，自然在争战中占有一定优势，但这也激发回民武装拼死对抗。

史料记载，明清以来，陕西商帮曾经富甲天下，但经过持续多年的回汉仇杀，以及官军与暴动队伍的拉锯战后，很多富庶地区变成赤地千里，陕西商帮自此一蹶不振。

在这种复杂形势下，因与曾国藩、李鸿章等一起剿灭太平天国及捻军而名声大振的左宗棠，于同治七年(1868年)秋天受命西征。左宗棠最为人诟病的，一是1871年初围攻金积堡之役获胜后，因担心“暂若从宽，必滋后患”，让部下刘锦棠借故杀害马化龙父子及其部众1800余人，并将堡内一万多老弱妇孺驱至异地安插；二是两年后苦战攻陷肃州(今酒泉)时，又杀害“四大马”之一的马文禄及其1500余义军骨干，并听任官军入城屠杀回民数千人。

左宗棠事后对杀降一事似有悔意，纵观其整个征战生涯，他亦非嗜杀之人，但事实俱在，即使是后人有意“挺左”，也无从袒护。

不过，客观地说，左宗棠处理棘手的汉回民族矛盾时，能落实“剿抚兼施”政策，一手硬一手软，还是胜于在他之前督治陕甘的清朝大吏的。他曾反复说过，“从前汉回仇杀，其曲不尽在回”，“陕回之祸，由于汉回构怨已久，起衅之故，实由汉民”，并严厉斥责陕西汉族士绅“尽杀”回民的煽动之辞。

后来由回族文人整理的口述资料《陕甘劫余录》中，有受访回民亲口说“左宫保的章程，一劈两半”。大意是左宗棠处理善后时，对待回汉百姓，能够一碗水端平，用现代标准衡量，他的政策观念还是比较强的。

而从当年国家的大局来看，得到沙俄及英国势力支持的阿古柏势力已侵入新疆多时，西北危殆，假如陕甘乱局持续，大军无法出关，又怎能驱逐虎狼之敌、收复大片失地呢？王震将军谈及左宗棠功业时所说的“评价历史人物，账不要算得太细，搞得太繁琐，有些事可以求大同，存小异”，其言外之意，大概就在于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