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报：言“不过度依靠国家福利”为时尚早
目前对我们自身而言，整体保障难言过高。国家福利既不全面也不均衡，现在就强调不要过度依赖国家福利，好比营养不良的人担心得了“三高”症。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日前在《新世纪》周刊撰文称，需警惕滑向过度发挥政府的作用，通过提取更大比例的财政收入和大规模的再分配来实现结果公平的“歧途”。楼继伟将之喻为“不归之路”,并指出，这样的模式压缩了市场的作用，可能导致经济增长率较低，就业不足。同时，他认为，如果过多依靠国家福利而不是自己奋斗，民众幸福感亦会打折扣，不可持续。
楼继伟在强调不过度依靠国家福利同时，明确表示“适当提取财政收入，进行适当的再分配，以创造公平的发展机会”。可以看出，楼继伟本义并非否定国家福利，把责任推给个人，而是在福利与奋斗之间寻求平衡。
提及国家福利，人们会自然把目光投向瑞典、冰岛、挪威等北欧国家。那里有着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福利覆盖了医疗、教育、养老等各个领域。北欧五国外的法国、日本、加拿大等，也有着健全的福利体系，不仅为低收入者兜底，还提供了相对稳定甚至安逸的生活保障。
高福利的前提是高税收。国家和地方政府提取税收，用以支付巨大的福利成本，形成二次分配。高福利可以保障一部分人的生活质量，但正如楼继伟所言，它缺乏持续增长的动力，“福利养懒汉”因此广受诟病。近些年来，这些高税收、高福利国家，也在不断进行反思和调整，通过减税、退税等手段，减弱国家对于再分配的过度介入，激活市场的力量，让个人在奋斗中增进幸福感。
国家福利与自身奋斗、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可以说是世界性的。强调不要过度依赖国家，无论从经济学理论，还是一些国家的实践，都可以成立，但如果就具体语境而言，恐怕存在逻辑漏洞。
不要过度依靠国家福利，并非不要福利。目前对我们自身而言，整体保障难言过高。福利首先是个兜底性概念，对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问题的兜底。必须看到，税收收入自2010年就已突破八万亿，一方面，福利的增长，并未与税收增长完全同步，部分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基本生存都成问题，福利相对于国人纳税而言，不是过度，而是远远不足;另一方面，养老双轨制，公务群体无所不包的特权式福利，公费医疗的尾巴，这些制度区隔背后，是整个福利投放的不均衡。还有城乡之间，普通民众与公务员之间，国企职员与民企之间，等等。福利既不全面也不均衡，现在就强调不要过度依赖国家福利，好比营养不良的人担心得了“三高”症。
欧洲高福利国家的转轨和调整，前提是有成熟的市场机制。其高福利的形成，是建立在市场充分成熟的基础上。市场成熟，竞争充分，国家福利弱化以后，公民能够有自食其力的机会，不会沉沦在低工资、低就业中。换言之，国家福利在提升的过程中，必须有套预备机制，为福利的弱化减震，有进有退。需要警惕的是，如果一边强调不要过度依靠国家福利，一边市场又不足以缓冲就业压力，实际上等于截断了公民生活保障的两条退路，对失去工作能力的人而言，则意味着远离有尊严的生活。
值得庆幸的是，今年全国两会后，职能改革走向深入，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关系经由改革能够更加合理化。简政放权，减轻了财政负担，为福利的提升提供了保障空间;同时权力的下放，也为社会和市场提供了更多自我发展的机会。沿着这个基本方向，国家福利的稳步提升定当可期，到了那时候再谈“不要过度依赖国家福利”，也许更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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