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对中央财政贡献很大 十八届三中全会带来更多机遇
“财权下放”将给武汉更多自主性
实习记者刘晨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明确提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省政协委员、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接受本报采访时认为，这将给武汉带来更多的自主性。
武汉对中央财政贡献很大
叶青介绍，湖北省一般给中央上缴的国税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武汉市。上世纪80年代，武汉市对中央财政的贡献仅次于上海位居全国第二，为全国各计划单列城市之首，但是地方财政积累却是倒数第一。
他说：“仅就分税制改革而言，还是比较滞后的。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增值税75%上缴中央，25%归地方。而且，这25%地方下级单位各自还要留一点。”
建立税后反馈机制
南开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吴玉章奖获得者郭玉清在“全球经济变局下的中国西部战略”国际论坛上提出：“需要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以及财权，中央在事权上下放与财权上集中已经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地方执行很多职能的时候相应的财力配比是不够的，中央应该进一步下放对地方的财权。”
叶青认为，在财权下放之后，地方会有更多的自主权。20年的分税制改革形成了地方“税收短缺”，导致有的地方走向了“收费”、“卖地”、“建立融资平台圈钱”等。
为此，叶青提出了两种新方案。第一种方案，建立一个完成上缴指标的税后反馈机制。比如说以增长5%为界，武汉市实际完成了国税增长10%，那么把多出来的5%反馈给武汉市政府；第二种方案，把低于5%的部分按照75比25分配，超过5%的部分按更高的比例分配，如三七开，甚至五五开。
武汉财税体系完善的两种手段
叶青认为，武汉现在处于振兴发展期，希望看在历史贡献的基础上予以考虑。而作为特殊的地区，不能让武汉无限制地作出贡献，应该给予适当的优惠。现在的分税制无异于“鞭打快牛”。
他说：“按照国家现行的分税制，工业城市的发展是不合算的，越发展，负担越重。反过来说，中央如果采用适当的税收反馈机制，地方就会迸发出发展工业的积极性，中央得到了利益，地方也同时会得到利益。这是一种双赢的结果。”
叶青认为，武汉的财税体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完善。第一，加强政府治理力度。各级政府需要按照“八项规定”来办事，不要浪费行政资源；第二，完善分配结构。把有限资金多用于民生。“管好官员就可以管好财政，管好财政就可以管好政府，管好政府就可以加快市场化的进程。”
只提“内陆沿边开放”
是重大信号
记者肖纯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扩大内陆沿边开放”。这对武汉这样的内陆中心城市意味着怎样的机遇？记者就此采访了武汉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吴传清。
内陆开放迎来重大机遇
李克强总理9月4日在广西视察时指出，“我国开放发展走的是由沿海向内陆不断扩展延伸的路子，由东向西推进是发展趋势，当前在提升东部沿海发展层次和质量的同时，特别要做好内陆开发开放这篇大文章，这也是我国未来发展的最大回旋余地”。9月21日李克强总理又批示：“沿海、沿江先行开发，再向内陆地区梯度推进，这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规律。”
9月23日，国家发改委会同交通运输部在京召开了关于《依托长江建设中国经济新支撑带指导意见》研究起草工作动员会议。会上，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指出，中国经济要保持长期稳定增长，当务之急就是要壮大能够支撑转型升级的长江经济带。
吴传清认为，曾经，“海”之于开放的重要性一直大于“江”。而李克强总理首次将“沿海”、“沿江”置于并列的位置。此次全会公报关于开放的段落甚至没有提及沿海，只提到扩大内陆沿边开放。对于深居内陆的武汉，这是极具意义的信号。
口岸建设应更新思路
口岸是开放的门户与窗口。从发达地区多年开放的实践可以看出，口岸发展不仅能带来资金流与物流，更重要的是推动理念、观念的创新以及体制、机制的改革。
武汉正在建设的“大临港”、“大临空”，对应着武汉的水运与航空两个口岸，加上东西湖区吴家山国际铁路集装箱中心站这个一类铁路口岸。在开放形态上，武汉已形成了立体开放的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一年前备受瞩目的汉新欧国际专列在开通后就悄然停摆。货源这一因素击碎了汉新欧铁路常态化运行的梦想。与之类似，2009年6月，武汉天河机场迎来首架全货机。不过在随后的几年内，因货源不足，该货机执飞的货运航线时断时续。
对此，吴传清表示，武汉需要更新思路。开放不仅意味着向东南沿海开放，也意味着向西部内陆开放。开拓中西亚市场，努力融入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中印缅经济走廊同样重要。
吴传清认为建设“双中心”可解货源问题。一是在武汉建设先进制造业中心的基础上，进一步拔高为高新技术产业中心。打通东湖高新区、洪山区和江夏区，组成“大光谷”。另一个是建设生产服务业中心。重点培育壮大文化产业、高技术服务业、服务外包产业等，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质量和辐射力，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扩大服务贸易规模。
内陆开放要抓好区域合作
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司长范恒山在《全方位深化中部地区对外开放与区域合作》一文中将开放合作视为影响中部崛起的核心因素。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工程院名誉院长徐匡迪院士对湖北、湖南、江西三省调研时建议三省考虑设立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协商机制。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陈栋生建议通过城市之间的协议来避免因过度竞争带来的相互伤害。“至于谁是老大的问题，关键还是在服务，能否提供周边城市无法完成的平台。”
吴传清用“对内开放”强调合作之于开放的重要性。“继续加强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合作，积极吸引东部沿海地区的资本、技术和人才，科学有序地承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特别是加强与上海联动发展，推进上海—武汉双核型空间结构构建。充分利用对外开放战略重点向西转移的发展机遇，积极参与西部地区特别是沿边地区开放开发。”
吴传清表示，在国家启动新一轮开放开发战略新背景下，武汉应更加积极主动抢抓发展机遇，立足国内，放眼世界，从国内开放、国际开放两大层面，再创开放新格局，培育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全面提高内陆开放型经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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