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大江大河大武汉” 盛名难副 武汉治水求解

原标题：“大江大河大武汉”，盛名难副 武汉治水求解

3月下旬的一天，快一个小时过去了，华强的鱼漂动都没动，他索性把鱼竿扔在一边，坐在电动车上抽起了烟。天快黑了，对面一位戴着遮阳帽，穿着马甲，全身专业装备的钓友，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家。

华强钓鱼的地方就在一条河道连接东湖的河道口，旁边就是武汉年轻人喜欢出没的欢乐谷和正在装修的楼群，一片华侨城新楼拔地而起。东湖湖水幽绿，漂浮着水藻、死鱼和垃圾，鱼儿跃出水面的浪花声和不远处水鸟的鸣叫，打破了这一片死寂。

“大江大湖大武汉”，是武汉城市形象宣传片中最让人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江湖水系发达，毫无疑问是武汉最引以为豪的特点之一。然而，随着这些年来武汉城市规模的快速扩张，以湖泊众多而闻名的武汉，湖泊不断被污染、蚕食，有的湖泊甚至因为填湖而彻底消失。

而在现存的这些湖泊中，能达到可以饮用水质的湖泊屈指可数，剩下的多是四五类水质，这种水质别说饮用，就连游泳也不适合。

现在武汉仍在快速城市化阶段，随着“大武汉”的复兴，人口、产业不断集聚，城市不断发展，城市水系尤其是湖泊受到的侵蚀仍在继续。虽然推出“湖长制”、划定红蓝绿线、出台湖泊保护条例，但在房地产经济与土地财政裹挟下，武汉的填湖工程仍在持续。而招商引资以及承接的转移产业，也在加速工业化进程。工业与城市生活污染双重夹击之下，湖泊的污染难以根治。

武汉只是中国当前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缩影。它的典型性在于，在一个江湖水系发达的城市，我们更能清晰地看到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历史进程和城市治理模式对水系和生态造成什么影响。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可供仍在加速的中国城镇化参考借鉴。

1. 从饮用水源地沦为臭水池

在武汉众多的湖泊中，水质能达到饮用标准的湖泊数很少。

以前武汉的水源地都是城中的湖泊，就近从湖泊取水。然而，随着湖泊污染的加剧，大部分湖泊水质降到五类、劣五类，一到夏天就散发着阵阵恶臭。武汉市民的饮用水源地也从湖泊转到了长江、汉江。

这一转折，发生在武汉湖泊污染最严重的2000年左右。“那时候武昌的湖水没法吃了，于是湖改江，从江中取水。”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秦尊文说。

水利部长江委员会长江科学院副院长陈进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现在武汉市基本上没有二类水的湖泊，可能有些湖泊局部地方有二类水，武汉大部分取水口都是在长江，因为湖泊的水污染还是很严重。

武汉的湖泊主要有三个污染源：点源污染主要是一些排污口，面源污染则是含有化肥、农药的农业用水以及大气中的粉尘通过降雨落入湖中，而内源污染就是湖泊底部长久积存的污染物质不断向外挥发释放造成的。

对于武汉来说，一个特殊情况是大气污染也是造成湖泊污染的一个元凶。由于水域面积广阔，占到全市面积的25%，而武汉雾霾天气多，空气中的污染物往往通过首场暴雨流入湖中，造成较为严重的影响。

当然，城市湖泊的主要污染来源，不外乎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

作为老工业城市，中央曾经在武汉布局了武钢等大量重工业企业，又引进了80万吨乙烯项目。2005年之后，随着武汉的“腾笼换鸟”，工业污染有所减缓，核心市区原则上不准新上工业项目，很多老的重化工企业分散外迁，有的甚至搬迁到外地。

不过，工业企业对湖泊污染的威胁并未彻底解除：随着近几年来中国的产业格局调整，一些沿海企业内迁，中部则是重要的转移产业承接地。因此，武汉当地很多专家担心，中部承接产业转移项目大部分是沿海地区淘汰的产业项目，往往高污染、高能耗，如果过多这样的项目落户武汉，有可能再次导致湖泊工业污染加剧。

生活污水也是武汉湖泊污染的一大根源。武汉市水务局水资源环境评审专家、湖北工业大学经济与政法学院教授彭贤则表示，湖泊污染加重与城市扩张相关，有些地方生活污水直接排到湖里，平时看不到，冬天水位下降污水排水管就都露出来了，“看着很痛心”。

紧挨湖北工业大学的巡司河，就是一条严重污染的河流。到了夏天臭气熏天，是汤逊湖的重要污染源，以前武汉市饮用水还从汤逊湖取水。前几天有报道称，武汉市副市长秦军带队暗访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在巡司河边暗访人员被臭味熏得捂住鼻子。

在城市快速扩张和人口、产业集聚的同时，污水处理跟不上发展，成为生活污水污染湖泊的主要原因。当地专家表示，武汉市高校云集，在校生多达百万，很多学校周边却看不到污水处理厂，生活污水直排附近湖泊。即使有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效率也是政府、专家各执一词：当地政府部门认为处理率能达到80%以上，而有专家则表示，实际数字应低于此。

2. “百湖之城”盛名难副

与湖泊污染同样引人瞩目的是，武汉的湖泊数量迅速缩减。

很多人知道杭州西湖，但可能不知道武汉东湖。这是一个水域面积远超西湖的城市湖泊，也是国家5A级风景区。朱德委员长曾经为其写下“东湖暂让西湖美，以后定比西湖强”的赞誉诗句。

而东湖只是武汉百湖之中最有名的一个。现在武汉市区范围有166个湖泊，使得这座江城也有“百湖之城”的称号。

说起武汉的百湖，实际前后有别。以前武汉老城区范围内，湖泊星罗棋布，足有110多个，百湖就是指这一百多个湖泊。然而随着城市发展，中心城区空间有限，湖泊成为城市扩张的牺牲品。

湖北省社科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周志斌参与编撰的一本武汉湖泊志，统计出来的武汉老城区湖泊从110多个锐减到36个。消失的湖泊数量之多，让他颇为痛惜。

然而，武汉的城市扩张掩盖了这一事实——在将黄陂、江夏、新洲等周边县区划入武汉之后，城区面积的扩大将外围的大量湖泊纳入，使得武汉湖泊又从30多个跃升到166个，“百湖之城”名号得保。

根据武汉市水务局的调查数据，近30年武汉湖泊面积减少了228.9平方公里，50年来近100个湖泊人间“蒸发”，杨汊湖、范湖等耳熟能详的名字，而今只是个传说。

“湖北不缺水，也就不再乎湖泊的消失，消失了这个，还有那个。”周志斌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作为传统的鱼米之乡，因为资源太丰富，湖北不像北方那样崇尚节俭，人们也意识不到湖泊消失的问题严重性。

但是现在一摸家底，湖北省、武汉市的湖泊都已经不像原来那么富足了，湖北省2/3的湖泊消失，武汉老城区的湖泊也有70%消失。“千湖之省”、“百湖之市”的盛名，其实难副。

3. 房地产推动围湖“铁桶式”开发

武汉的填湖是从改革开放后，开始愈演愈烈的。在此之前，武汉市的湖泊面积和数量一直保持着稳定的状态。

不过，在湖北省，填湖早已有先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以粮为纲”的指导思想下，号称“千湖之省”的湖北省开始向湖泊要土地，大规模围湖造田。这造成江汉平原四湖地区的三湖和白露湖两大湖消失——这两大湖泊面积加起来相当于六七个东湖。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前，武汉的湖泊被蚕食得很严重。因为当时认识不到位，全国都在这样做。”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秦尊文说。

正因为意识观念上对湖泊的不重视，再加上武汉市在进入改革开放后，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扩张，导致湖泊大量消亡。

在华中科技大学边上有一个东湖子湖喻家湖，正是被这所高校所蚕食。

房地产经济是武汉填湖的主要推手。

武汉市的房地产无序开发早已经遭到舆论批评——被讽刺为“房子盖到哪里，路就修到哪里”;著名的房地产广告语“我把长江送给你”，一度引起舆论哗然。

2000年，一家房地产商计划将高档住宅小区建在长江河道上。此时距1998年长江大洪水刚过两年，人们对洪水的凶猛肆虐尚记忆犹新，但这个影响长江防洪防汛、违反防洪法和河道管理办法的房地产项目，居然在湖北省和武汉市水利部门一路绿灯，顺利通过审批建了起来。

长江河道上的这个房地产项目最终被拆除。

在武汉，环湖的房地产价格高于其他地方，房地产商打出的营销牌就是临湖亲水。事实上，新的临湖房地产很多都有填湖之嫌，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华侨城项目。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位于东湖西北方向的华侨城项目包括欢乐谷游乐项目和房地产项目。武汉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华侨城占据湖泊面积约有0.6平方公里。

武汉市多位专家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华侨城是填湖比较大的项目。在湖泊边界保护相对较好的东湖地区，这个省里的大项目已经侵蚀了东湖的石灰凼子等子湖，打破了东湖多年未被大规模侵占的状态。

不过，此前华侨城回应称，填湖开发说法纯属子虚乌有。

与东湖、南湖并列武汉三大湖的沙湖成为房地产开发的另一个牺牲品，沙湖本来分为内外沙湖，但随着道路修建和房地产的圈占，外沙湖几乎消失，内沙湖也只剩下可怜的一小部分。根据卫星遥感资料可以看出，沙湖从原来的7平方公里缩减到不足3平方公里，面积缩减一半以上。

从小就在沙湖边上长大的出租司机陈师傅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现在的中山路两侧到湖北大学，以前全是沙湖水域，小时候他经常下湖游泳，一到夏天，湖边莲藕香气弥漫，晚上到处是青蛙的叫声，现在全修成路、盖了楼……

“湖泊转换为土地很容易，因为湖泊岸线变化很大。”周志斌认为，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填湖，其中为害最大的就是房地产，吞噬的湖泊占到2/3强，而且武汉的湖泊基本都被房地产围住了。

21世纪初，武汉市的湖泊消失和蚕食状况已经引起人们关注，专家学者也纷纷呼吁制止填湖行为。武汉市虽然也出台了诸多政策法规和治理措施。

先后担任武汉市人大、政协常委的华中科技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周敬宣表示，开始是围湖，后来种上树，再盖房子，填湖慢慢就合法化了，通过遥感技术可以看到湖泊面积的变化。

“房地产开发最容易侵占湖泊，因为它总是觉得靠湖价值就高。”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成德宁认为，湖泊这种公共资源，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私人资源——由于湖泊所有权归国家，这种空泛的所有权使得湖泊成为无主之地，导致“公地悲剧”，使得湖泊成为大家竞相争抢的唐僧肉。

4. 为什么刹不住填湖与污染?

湖泊的消失与蚕食对于武汉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前几年武汉暴雨造成严重城市内涝，市民调侃“到武汉来看海”，其根源之一在于湖泊面积缩减、功能退化。

“湖泊面积减少，它的蓄水能力下降，所以同样的情况下内涝可能性和风险就比原来要大，这是客观的。”陈进表示，城市发展，硬化面积增加，也导致雨水下渗能力下降。

另一个风险就是防洪，虽然三峡大坝修建之后，武汉的防洪风险降低，但湖泊面积缩小导致这种天然的滞洪区调蓄作用减弱，使得武汉抵御洪水侵袭的能力降低。

而湖泊污染带来的则是人们的饮用水问题，虽然武汉水资源丰富，但也面临水质型缺水问题。自从湖改江之后，武汉饮用水从长江取水，而一旦长江发生水污染事故，武汉这个千万人口的城市饮水则面临严峻挑战。

针对填湖和湖泊污染，武汉市并非没有作为，甚至还有创新之举。

武汉在全国较早出台了严格的湖泊保护条例，并在武汉水务局专门设立湖泊管理局，建立“湖长制”，一湖一长进行管理，还对湖泊划了红线、蓝线和绿线。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也多次表态重视湖泊治理，“武汉不能被开发商绑架”，并对违规项目进行了处罚。很多民间力量，也随时进行监督举报。

但是问题依然突出，难以有效遏制填湖与湖泊污染。2003年武汉市出台《湖泊保护条例》之后，填湖就没有停止。中科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环境灾害研究室主任杜耘告诉记者，出台《保护条例》10年后，沙湖面积从4.4平方公里减到2.57平方公里。

在武汉市的湖泊治理中，“湖长制”别有新意。每个湖泊设立一位湖长，各区区长为本辖区内湖泊的“总湖长”，对辖区内湖泊保护管理负总责，同时还邀请民间志愿者担任“草根”湖长。但事实证明，“湖长制”还是起不了作用。

“湖长没有做实，既没有所有权也没有使用权，只有空泛的管理权。”湖北社科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周志斌认为，这就是“湖长制”的不足之处。

政府有关部门也多有抱怨。虽然武汉市设立湖泊管理局，但总共就几个人，经常是疲于应付日常事务，而解决不了问题。按规定湖泊不能占，但如果市里有什么文件，或者修编规划，只要在开发蓝线以内，他们也没有办法。

这些年武汉市还搞了电视问政，去年7月份武汉市水务局局长左绍斌在现场被问得颇为尴尬。

至于对违规项目的处罚，50万元的罚款额度，与填湖开发的上亿乃至几十亿元的回报相比，只是九牛一毛而已，完全有效遏制商人的填湖冲动。

5. 应设立水景公园确定湖泊边界

面对依然存在的问题和可能带来的风险与挑战，武汉的治湖模式急需调整。

在应对湖泊蚕食方面，武汉市虽然划定了蓝线、绿线和灰线施行严格的湖泊管理，但仍阻止不了水面边界蓝线的消退。

“现在首要问题是要把湖泊保下来。”周志斌表示，这就要在湖泊的所有权方面做文章。湖泊所有权归国家，这事实上使得湖泊保护难以落到实处。

在武汉，其实东湖的保护可供借鉴——虽然它也面临被蚕食的情况，但相对于其他岸线不断被侵蚀的湖泊，东湖有明显岸线是因为它设立了公园，把国家所有以某种形式落实为单位所有。

周志斌建议，房地产开发对城市湖泊的吞噬已经上升为湖泊减少的首要元凶，且具有愈演愈烈之势，尽快遏制直至杜绝房地产开发对城市湖泊的凶猛蚕食，应该在每个湖泊设立环湖泊生态水景公园。

设立水景公园可以在房地产与湖泊中间设立一道缓冲带，可使湖泊这一公共资源不被圈定为私人后花园，而成为公众可以享受利用的公共资源。目前城市公园大多是由组织单位进行经营，产权关系明晰，经营范围严格界定。这使其拥有的湖泊资源既不易受到侵扰，又能够得到较为合理的保护与利用。

长江科学院副院长陈进也曾向武汉市政协提交一份提案，他在蓝线、绿线和灰线的湖泊边界管理做法上进一步提议，要扩大绿线范围，就是扩大水面和岸边植被带的宽度。与此同时，严控灰线，就是房地产、工厂企业离湖边远一点。这种设想也是在湖泊周围设置一道缓冲区，只不过这道绿线更注重生态功能，有利于逐步恢复湖泊的生态功能。

而在治理湖泊污染方面，彭贤则认为，当前靠把湖泊与长江连通的治理模式治标不治本。因为从整个流域来看，通过水体交换武汉的湖泊污染物被冲走了，但下游又受到了污染，污染只是从一个地方转移了，并未被根除。他认为治理源头要严防，过程要严管，后果要严惩。“但这些还需要国家的严格管理，需要公众与媒体的参与和监督。”

摆在武汉市管理者面前的问题，正在随着人口和城市的扩张而日趋严峻，湖泊问题只是其中之一。

“湖北、湖南是流动人口大省，周边地区人口密度都比较高。武汉的经济活力一旦释放，人口规模还会不断增长。”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成德宁表示，基于这样的人口增长预期，污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需要做相应规划，否则就会导致出现城市问题——实际上，现在很多基础设施已经不堪重负，城市问题已经比较突出了。

武汉，在新的繁荣周期到来前，尚需未雨绸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