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作协主席方方：文学奖评选机制存在问题

日前，湖北作协主席、著名作家方方莅临南国书香节，参加她的新书《惟妙惟肖的爱情》首发式，并与读者现场交流。

在上一部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里，方方把目光聚集到现实生活中的“蚁群”身上，这一次，她通过描述知识分子禾呈家庭的变化，继续“追问”这个时代：是什么让我们物质生活优质化的同时，却也让另一些我们曾经怀有敬意的东西恶质化？

伤害文化的时代不是

一个好时代

《惟妙惟肖的爱情》由写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一个短篇小说《禾呈》续写而成。小说以禾呈夫妇和他们的双胞胎儿子惟妙和惟肖两代人的生活经历为主线，反映了高校知识分子几十年的经历和当下的尴尬境遇。表弟禾呈与表姐雪青，一个迂腐得不合时宜，一个在社会上如鱼得水，命运对比鲜明；惟妙继承父业，在大学当教授；惟肖则像母亲一样只读了高中却混成了成功人士。

方方表示，“新书更像是看自己再熟悉不过的社会风景，因为我们每个人正处在这个裂变的时代中，经历着二三十年间世界观、价值观以及生活方式发生巨变的过程。关于该小说的写作初衷——知识分子以及人们公认的社会精英，也同样进入了这个恶质化系列。有时候，人们无奈到连说它的兴致也没有了。于是只剩了长叹。这篇小说大概就只是我自己的一声长叹，如此而已。”

如果说通过《涂志刚的个人悲伤》，方方想表达的是，一个好的社会不是为顶尖人才准备的，而更应该是为普通人准备的。普通大众通过自己的勤劳、努力而能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那么，在《惟妙惟肖的爱情》中，她的表达则指向这一点：不适宜知识分子存活的时代，不尊重知识的时代，甚至伤害尊严、伤害人心、伤害文化的时代，都不是一个好时代。

“以阿来的写作水平不可能得0票”

早些时候方方在微博上指责柳忠秧“跑奖”一事引起社会各界对“鲁迅文学奖”的关注。在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公布之后，方方也在微博上发表了对本届“鲁迅文学奖”个别奖项的看法。接受本报专访时，她并没回避这个敏感话题。

方方表示：“就我所看到网友提供的周啸天的诗歌，我觉得他还不如柳忠秧。不过，我必须强调的是，我还没有看到周啸天全部的诗歌，包括他的获奖作品，只是就我所看到的诗歌发表意见。”

本届“鲁迅文学奖”的评选过程中，作家阿来的作品《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在评选中获得0票一事也引起了很大争议。就此方方告诉记者：“阿来得0票的事情，我觉得评委不至于这么不重视阿来的。评委可能会认为阿来的小说不一定属于报告文学，而属于纪实小说类，我不知道报告文学的评委怎么界定这些概念。以阿来的写作水平不可能得0票，这说明评选中间可能有其他的问题，我也不太清楚，只是猜测。评委应该对此给出一个解释。”

方方也指出，文学奖的评选机制本身存在问题：“如果每次评奖反对的声音都这么大的话，作协应该有一些调整或修正，应该讨论出有什么样的机制来监督正常评选。”

我们读的是比自己智商更低的书

对于当今阅读现状，方方表示，“我是觉得，读书永远也没被淘汰，只是没有那么红火或者能发财。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的时代。所以，我觉得阅读这个事情，包括我们年轻人阅读真的不是孤立的事情，它跟我们的社会发展和教育有密切关系的。现在的年轻人喜欢上网，我自己都深切地感觉到在网上的时间比读书的时间多了，毕竟，人的本性还是贪玩的。”

她说：“其实现在最大的阅读群是年轻人，还有儿童。父母买书给孩子们读，恨不得他们从小就读很多书。其实，我们的小孩读的都是比他们智商更低的书，因为不累。我们的成人读的也都是比自己智商更低的书。不像古人从小的时候背《四书》、《五经》，虽然不懂，但是他大了就会懂了。现在整个阅读就是这样的现状。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个人自己去慢慢摸索我该读什么书。他不爱读书，你天天叫也没用，天天变成读书节也没有用。”

对话方方：

大学教育已经令人目瞪口呆

广州日报：这部新作是续写，可以说是您继续回到追问知识分子命运的题材，与过往的知识分子题材比较，有哪些变化？

方方：变化大到令我自己难以想象。在重新的阅读中，回忆起上世纪90年代大学时期的状况，才发现大学的现况与当年已经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大学老师们(以及其他知识分子)牢骚和愤慨的内容也全然一变。而时间过去也不过20年。以前因为穷、因为知识分子社会地位低下，还相对单纯点。现在则复杂得多，现在他们的住房条件、经济条件已然大大改善，但学术环境则更差。权贵们纷然到学校捞一票以及大学领导阶层的官本位化，还有更多让人觉得不可逆转的恶劣，都给人一种没有希望的感觉。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的知识分子虽然发牢骚，但仍然对未来怀有希望，而现在的知识分子，对现状不抱希望的人就太多了。在大家心目中，大学几乎就是被毁了。

广州日报：《惟妙惟肖的爱情》虽然是孪生兄弟，但他们两个走的路不同，婚姻的结果最后却如此相似，您是否就已经考虑到了这层对比隐含的意义？

方方：我的一个亲戚生了个双胞胎，性格不同——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不同的性格就会走不同的路。但这个小说到这我没怎么提到这些，我主要是写他父亲的命运。我后来发现大学的变化，用“目瞪口呆”这样的词你都觉得不够用了，看到大学的变化，你马上就会想到以后这些孩子们的命运是怎样的。

比如，我母校有一年校庆，文学院台上坐的全部是官员。我也去了，我在武大几乎是最著名的作家，但是台上坐的都是获得邀请的有钱有权的人。一个大学的价值观就是这样子，你怎么去教导学生，他们对钱权的看中比对真理的看中要重得多，你引导的学生是追逐什么？

这也许是我写这小说所要表达的低叹。

广州日报：您觉得您的写作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方方：我是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我在上大学之前当过搬运工人。我当工人的时候开始写诗，发表诗歌，我最早写诗，1983年，我在《诗刊》得过新诗大奖。我后来是因为在大学里面没事干就写小说。写了小说之后，我突然拿到80块钱稿费，我上大学的时候是3块钱助学金，80块钱是天大的事情，马上拿10块钱请同学吃饺子。

我们当时的创作没有任何的功利性，就是热爱。上世纪80年代各个编辑部特别喜欢开笔会，对于一个20多岁的人来说特别开心，不用花钱，还有人带着你到处玩。到了30岁时觉得应该收下玩心，但仍然有很多笔会对我有吸引力。我经常说，我老的标志就是我不太参加笔会了。当然，写了之后就有钱。当时我父亲去世了，我还要养家，靠这个来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