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生活的参与需更多引导和激励

9 月10日的《新京报》报道，这两天，很多湖南邵阳市民都接到邵阳市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发来的手机短信，短信称，请接到省里民意调查电话，同时给出了客观公正、积极评价的市民，凭5分钟左右的通话记录可以领取300元误工补贴。针对网民和媒体反映的问题，邵阳市委市政府昨采取紧急措施，立即叫停， 并向网民致歉。对发短信的市综治办提出严肃批评，责成作出检查。

在舆论的批评声中，邵阳叫停了所谓“花钱买好”的做法。然而，此次事件叫停的前后，如何对公众参与公共生活进行正确的引导和正向的激励，仍然值得思索。

应该说，邵阳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确有“收买人心”的嫌疑和暗示作用。但是，如果邵阳相关部门在推出误工补贴措施之前，经过了合理的程序，并充分听取了民意，那么，这种补贴的做法，不但不会出现如今这样的负面效应，或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这是因为，绝大多数市民都有表达诉求、参与公共生活和社会管理的欲望和动力，只不过，在日常生活中，表达真实诉求的渠道并不充分，参与公共生活的成本较高。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接受省里的民意调查中，邵阳市民未必就会为拿300元补贴，而给出违心的好评。毕竟，接受民调是向上级表达诉求的难得机会，况且，此时表达真实诉求的风险和成本并不大。因此，如果市民对邵阳有司的相关工作并不满意，则邵阳有司即使予以300元误工补贴，相信也未必能“买”来好评。

邵阳有关部门此前表示，发放补贴是为了提高电话调查访问的完成率，因为此前民调的完成率一直很低，只有百分之六七。此话是真是假？如果了解一下民调在我国近些年的发展就会发现，民调完成率很低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这些年，随着“服务型政府”理念的盛行，通过民意调查直接了解民情，引导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价，越来越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特别是本世纪以来，各种民意调查方兴未艾。然而，与发达国家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盛行民意调查不同，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后才出现一些专业的民意调查。据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介绍，2002年才是民意调查这个行业的真正起点。我国民众对民调的接受度很低，零点调查在2002年做市长支持度调查时，有20%多的民众拒绝回答。后来，公众的积极性才慢慢提高，但是内地民众的民调参与度仍低于沿海地区，对公共生活的参与热情也有待提高。

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都应该是公民的评价对象，同时，政府也应引导公众参与民调，提高公众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并对调查活动进行监督和规范。

在公众接受度还较低的当下，政府部门有责任以行之有效的合理方式引导市民参与民意调查，鼓励市民参与公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