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期：供应侧改革是民营经济发展的春天

民营经济发展的全新时代真的即将来临了！在近几个月内，高层多次提及供应侧改革。“供给侧改革”思路的提出,意味着各级政府必须正视需求和供给错位这一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透过改革持续释放经济红利。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三个时期对民营企业比较宽容

第一个时期是宋朝。据经济学人吴晓波研究，宋代对商人很宽松。在汉朝的时候，商人要穿特别的衣服，不能坐有盖子的马车；到了唐朝，《唐律》规定“工商杂类不预士伍”“禁工商不得乘马”，而且商品交易只准在政府规定的“官市”中进行；而到了宋朝，这些规定都不见了，商人子弟可以科举当官，老百姓可以在家门口开店经商。所以，宋朝的文明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的“四大发明”除造纸术外，其他都出于宋朝。

另一个时期是甲午战争失败后。在战争之前，中国人是很自傲的，一直以世界中心自居。战争失败后，举国上下从强烈的“中心王者”跌落到四面楚歌的状态。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朝廷内外达成了高度的一致，开始以发展经济为主纲。此后的三十多年，中国涌现了一大批实业家。包括张之洞在内的一大批政治家、实业家推动了中国民营经济的高度发展。这个时期，思想家严复倡导的“三民主义”，给力民营经济极大的宽松环境，平等、自由、权利成为那时期之后中国民间思想的主要标签。

第三个时期当然是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的十年。记得南巡讲话的第一年，全国各地兴起“下海”浪潮，区长、市长带领各级干部上街摆摊，营造了“十亿人民九亿商”的发展民营经济的大好局面。“92派”在中国的诞生并二十余年来一直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时代亮点与骄傲。

目前到了民营经济大发展的临界点

按照国际经验，人均 GDP在8000 美元左右时，消费结构将从生存性消费向发展型消费升级，而当前中国人均 GDP已达到7800 美元，在这个阶段，将是经济发展的极佳时期，也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民营经济发展的最佳时期。然而由于制度性的障碍，我们的供给侧远远尚未对发展型消费升级做好准备。

我国传统的中低端消费品供给严重过剩，“海淘族”对外国产品趋之若鹜,我们总能看到各种“海淘”奇观:去日本买马桶盖,去新西兰买奶粉,去荷兰买剃须刀……

“供给侧改革”是一种寻求经济增长新动力的新思路。在经济新常态下,“三驾马车”已经显出颓势:投资收益下滑,国际需求低迷,国内需求亟须升级换代。“海淘族”兴起,正是国内需求被挤压的表现；大量外贸企业的破产和转型,则成为国际市场萎靡的风向标；而各地建设项目投资增长趋缓,也表明投资者对预期收益的担忧。社会需求侧的疲态尽显,恰恰源于供给侧的结构不良。因此,推动“供给侧改革”,正是对症下药,抓住了当前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

习近平为接下来的“经济结构性改革”分解为四个关键点，包括化解产能过剩、消化房地产库存、降低企业成本、发展股票市场。本次中央首提“供给侧改革”，短期上是为了应对当下的严峻挑战，长期上是追求的正是一个“供需向相匹配”的新经济结构。“供给侧改革”会成为十三五期间经济改革的主轴。

民营经济势必迎来高速发展

从国家层面看，领导层则在极力从供给侧出发进行经济的结构性改革。所谓的“供给侧改革”大概会沿着六个方向，也就是所谓的“六新”供给进展：新技术和新产品，新模式，新组织，新业态以及新制度。对于企业来讲，实践中与其关系更为紧密的改革方向还是前五个方面。

一年内一个国家的财富是有限的，政府、金融体系和其他国企在GDP中分配的比率如果越来越高，挤出的将是城乡居民和民营经济所能分配的比例。在GDP的创造中，国有企业从政府手中获得了较为便宜的划拨和出让土地；从银行获得了近80%的资源支持；而政府、国企和银行等金融体系，由于负债率高企，国企产能过剩和结构转型困难，政府和国企投资及银行大规模地向政府和国企业放款可能触发金融危机。

最近的十年来，民营经济的增长似乎处在一个和国有经济拉锯滞涨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有调查表明，民营企业的投资指数、投资信心、投资意愿处在一个相对的低点，由此引发对民营经济发展中的很多深层次问题的探讨。

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强调要通过改革促进创新、提高生产效率和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的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再靠“刺激政策”提升总需求的套路来促进经济增长。

在一个自由交易的经济环境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之前，在我们很多制度建设还没有形成系统之前，在鼓励创新的机遇下，供应侧改革势必迎来民营经济发展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