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江岸 信仰飘扬

在中国的近代史和革命史上，汉口江岸区这片土地是一块风云际会之地，在近代革命的历史长河中，江岸区发生多次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典型缩影。如今，距离大革命爆发已经过去近百年的时间，过去已成历史，但是在江岸区的街道上，却有一些红色建筑存留了下来，诉说着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勇敢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的光辉岁月。

1911年10月9日，宝善里14号一场偶然的爆炸成为了武昌起义的直接导火索。9日晚，共进会领导人孙武在宝善里革命机关里配制炸弹时不慎将其引爆，很快，俄国巡捕闻讯赶来，室内空无一人，但查获革命党人名册、起义布告、旗帜、印信等大量文件物品。革命机密泄露后，清廷开始在武汉三镇大肆搜捕、杀害革命党人。次日，武昌小朝街总指挥部机关遭到破坏，形势万分危急。10日晚，革命党人断然发动了武昌起义……

1911年10月10日，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爆发，武汉三镇相继光复。同年10月18日至11月27日，起义将士为捍卫革命成果，与清军前后战斗41天，史称“阳夏战争”。这场战役是辛亥革命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战役，牺牲成千上万人，为抗击清军、捍卫共和做出了巨大贡献。

为纪念在阳夏战争汉口保卫战中牺牲的无名烈士，1913年，红十字会和汉口各慈善团体于现江岸区球场路2号建立公墓，鄂军都督黎元洪题墓碑额“铁血精神”及“鄂军起义阵亡诸烈士墓”墓名。1946年，武汉行辕主任程潜下令汉口市政府在原址加以修葺，围以栅栏，建园立碑。陵园坐东朝西，定名为“辛亥首义烈士陵园”，并题书“辛亥首义烈士墓”碑名。这也是武汉地区现存辛亥首义烈士陵园中保持较为完好、安葬辛亥首义烈士最多的一处。

辛亥革命胜利后，为使中国富强、独立，不受外国侵犯，孙中山坚定地走实业救国的道路。铁路是当时先进的运输形式，体现着先进的生产力，是当时世界强国的主要标志之一，孙中山与詹天佑不谋而合。他们一个站在高处，一个站在实处，上呼下应，计划与实践，成就了中国早期铁路少有的辉煌业绩。

这栋充满斑驳的建筑，正是我国“中国近代工程之父”——詹天佑，最后工作直至去世的地方，它位于现江岸区洞庭街51号，是詹天佑任汉粤川铁路会办兼总工程师期间由他本人亲自设计建造，也是唯一至今保存完好的旧址。

伴随着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全国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的矛盾越发激化，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残酷统治的呼声不断响彻。1923年2月1日，为了维护工人的权利，京汉铁路各站工会代表在郑州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但遭到反动军阀荷枪实弹的残酷镇压。

当晚，京汉铁路总工会执委会秘密召开会议，决定将总工会临时总办公处转移到汉口江岸。由此，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共领导的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功的最高峰，拉开了序幕。

1923年2月2日，京汉铁路总工会从郑州迁至汉口江岸，2月4日三万多铁路工人大罢工，1200多公里长的京汉铁路陷入瘫痪。当日下午，军阀向工人举起了屠刀。在这次京汉铁路总同盟大罢工斗争中，被杀害的有52人，受伤的300余人，造成历史上有名的“二七”惨案。

为纪念京汉铁路大罢工中牺牲的烈士，1958年，江岸二七路建立起了一座二七烈士纪念碑。碑用花岗石砌成，碑身为圭形方锥体，置于束腰石座之上，通高12.6米，碑正面镌毛泽东手书“二七烈士纪念碑”七字。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许多重要据点都由外地迁至武汉。在江岸区黎黄陂路与胜利街的交汇处，坐落着一栋普通的西式砖混结构小楼，是昔日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1927年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到武汉，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中枢要地。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中共中央机关武汉旧址，这幢普通洋房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心脏”，党中央的许多重要会议和重大事情都在这里召开、决策。

当时，随中共中央机关一同迁来江岸的，还有设在现在辅义里27号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此处也是瞿秋白旧居。瞿秋白曾在这栋小楼里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作序。中共“五大”闭幕后，他在此主管中宣部并兼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

同一时期，中华全国总工会也从广州迁至武汉，设机关于此。当时，李立三、刘少奇、项英、林彪堂兄林育南等工会领导人均在此办公，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心、中国共产党联系工人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与汉口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毗邻的一处二层楼民房，正是刘少奇汉口故居旧址所在地。它不仅是刘少奇在武汉从事革命活动的住房，也是当时许多工会领导人的居所。

刘少奇的卧室和办公房设在二楼，他以中华全国总工会及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的身份在这里领导了湖北省和全国的工人运动。先后编写《工会代表会》、《工会经济问题》、《工会基本组织》、《怎样罢工》等小册子指导工人运动。还与李立三等工会领导创办工人运动讲习所培训工运骨干。

位于江岸区合作路口的一排西式楼房，德林公寓，便是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瞿秋白、邓小平等在武汉的秘密居住地。在这座洋房里，中共领导们筹划拯救革命大计，作出不少重要决议。其中，八一南昌起义就是在此引爆的。“不管南昌起义的导火索有多长，它的燃点只会在德林公寓，在江岸。”著名学者任蒙曾如此说道。 同时，留在德林公寓的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等人，筹备并召开了史称“八七会议”的中央紧急会议。

“八七会议”是在秘密地点召开的，选在位于俄租界三教街41号“怡和新房”二楼的一间公寓，当时这里住着苏联援华的农业顾问洛卓莫夫夫妇。由于会议的极度保密，20多名代表分三天先后到达会场，就在这间公寓内吃住。会上，候补中央委员毛泽东的三次发言语惊四座，那句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便是出自这里。今天，八七会址所在的三教街早已改称鄱阳街。1977年建立的 “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就在离街口几步路的地方。

“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成立长江局的决定，用于管辖长江沿岸各省党的发展的机构。中共历史上存在过多个长江局，第一个长江局就坐落在江岸区的珞珈山街上。长江局从成立到撤销实际只存在了一个多月，但它在大革命失败后全党探索新的革命道路的共同努力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珞珈山街长不过百米，幽静清凉，长江局旧址和边上其他楼房外观一样，清水红砖外墙，红瓦坡顶，窗户大小不一，上下错落，略带西班牙艺术风格。这里在当年属于高级住宅区，主要供各大洋行高级职员携家眷租赁居住，具有很强的隐蔽性，非常适合革命秘密工作需要。

1937年12月，抗日战争爆发，南京沦陷，武汉成为全国抗日运动的中心。为了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发展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抗日运动，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设立中共中央长江局。机关秘密就设在了江岸区安仁里1号。但这幢四层楼房还另有一身份，就是董必武来武汉筹建的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后来，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搬到原日租界日本大石洋行，即现在的汉口长春街。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原建筑已于1944年毁于战火，现在的纪念馆为1978年原址重建。这栋楼里曾经藏龙卧虎，驻有中共高级军事将领：四楼是周恩来、叶剑英两位中将，三楼则有边章伍等四位参谋。

为此，时任长江局书记的王明曾口占一副对联：一门二中将，三楼四参谋。“八办”的大楼内，设有中共代表团、中央长江局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三个组织。此外，还代理着新四军在武汉的一切事宜。

距离“八办”不远的一座两层小楼，是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也就是新四军军部诞生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1月12日，经中共中央同意，叶挺开始在武汉正式组建新四军军部。12月25日，叶挺、项英召开在汉新四军领导干部会议，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

当年，在这里工作和居住的新四军将领有叶挺、项英、张云逸、周子昆、曾山等，还有从日本回国参加抗战的郭沫若。为迅速完成新四军组建工作，汉口新四军军部做了大量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为支援中国人民，苏联派遣空军志愿队到中国参加抗日战争，他们与中国空军一起，在武汉上空与日军展开激战，100多名指战员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15位烈士的遗骨安葬于武汉。

左倚朝梅岭，右靠夕桂山，墓地面积1万多平方米。墓扩用花岗石砌成，高3米，宽23米，正面嵌15位烈士墓表，左右置记事碑，分别用中文和俄文字镌刻。墓前广场有高10米的四方锥形。纪念碑巍然卓立，碑身正面镌刻“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