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家银行高管及家属陷“短线交易门” 踩红线背后是什么？

原标题：多家银行高管及家属陷“短线交易门”，“踩红线”背后是什么？

新京报贝壳财经讯（记者 黄鑫宇）股东监事、总审计师的老公、副行长的夫人、行长助理的儿子……近期，多家银行出现高管及家属短线交易违规的“踩红线”事例。

据记者统计，半年未至、年内已有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002936，下称“郑州银行”）、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002807，下称“江阴农商行”）和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002966，下称“苏州银行”）三家A股上市银行专门就此发布公告、进行说明。仅5月13日至18日，短短间隔一周就出现两家银行的公告。为何上市银行近期频现“短线交易违规门”事例？这几家银行又曾“发生”过什么？

近期身陷“短线交易违规门”的银行高管们都是谁？

距今最近相关公告的发布方是苏州银行。5月18日，苏州银行称其股东监事何胜旗，以及独董兰奇的儿子兰博，行长助理任巨光的儿子任翌，三人于近期买入后又卖出该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苏行转债”。苏州银行表示，上述交易已构成短线交易行为。

2020年年报披露，今年45岁的何胜旗在任苏州银行股东监事，同时亦任职张家港农商行董事（2019年8月至今）和苏州市铁路投资有限公司的监事（2014年12月至今）。他从苏州银行获得的税前报酬总额显示为“0”，在该行2020年期内增持股份数量亦显示为“0”股。

记者注意到，身为注册会计师的何胜旗，曾任张家港市财政局稽查大队副大队长、张家港市财政局投资评审中心副主任、主任，以及江苏国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等职务。

两位因儿子间接涉及“短线交易门”的苏州银行高管，分别为该行的独董兰奇与行长助理任巨光。

2020年4月21日换届选举，兰奇被选举为苏州银行独立董事，今年64岁。他曾任中国人民银行江西省萍乡市分行副行长、招商银行董事会秘书兼董事会办公室主任等职。同样来自2020年年报信息，今年54岁的任巨光在苏州银行除任行长助理外，兼任金融市场总部总裁。

据苏州银行披露，何胜旗分别于4月23日和5月14日买入并卖出10张该行可转债，获利65.06元；兰博分别于4月23日和5月13日买入并卖出10张，获利63.90元；任翌分别于4月23日和5月12日买入并卖出10张，获利28.05元。

而就在一周前，即5月13日，江阴农商行发布《关于高级管理人员亲属在窗口期买卖股票及短线交易的公告》。江阴农商行披露，该行税前报酬总额94.83万元、并持有60万股的副行长仲国良，其配偶展晓在窗口期买卖了公司的股票，并短线交易获得220元收益。

2020年年报显示，在江阴农商行现任五位副行长中，仲国良税前报酬总额最高，持股数也最多。

而两个月前，即3月9日，郑州银行也曾就核查中发现的该行高管的配偶出现短线交易行为进行披露。郑州银行称，该行高级管理人员王兆琪的配偶李先生在2021年1月27日至2021年3月4日期间买卖该行A股股票。郑州银行表示，李先生的上述行为构成了短线交易。而李先生本次短线交易的收益为150元。

郑州银行2020年年报显示，王兆琪在该行担任总审计师，主要负责郑州银行的内部审计工作。

A股上市公司董监高及家属涉“短线交易”，辞职有先例

记者以“短线交易”为关键词搜索发现，截至5月21日中午，今年以来A股上市公司发布过有关董监高及家属涉入短线交易的公告，深市有86则，沪市18则；其中，当前有发布过此类公告的上市银行，全部为深交所挂牌的银行。

当前这三家银行相关副行长、行长助理、监事、独董、总审计师及其亲属，均已就违规事项公开致歉。不过，近期涉及短线交易违规事件的银行高管们，仅苏州银行监事何胜旗向该行提出书面辞呈。年报显示，何胜旗在苏州银行的任期终止日期应在2022年12月31日。

据苏州银行于5月18日发布的《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显示，何胜旗因工作变动原因，辞去该行股东监事职务，不再担任该行的任何职务，自本公告日起生效。

搜索上交所挂牌上市公司的此类公告时，记者注意到，其他上市公司也有过出现“涉及”短线交易的监事辞职事件。以今年3月2日百隆东方为例，其监事王维的配偶洪立田因存在短线交易该公司股票的行为，累计所得收益7891.75元。虽然百隆东方经核实认为，王维不存在泄露公司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但是身为公司监事的王维还是因未尽到向其亲属宣讲相关法律法规的义务，未履行规范近亲属买卖公司股票的责任，以及对公司和市场带来的不良影响，辞去了该公司监事职务。

《证券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上市公司、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公司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并且“前款所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然人股东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包括其配偶、父母、子女持有的及利用他人账户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按照规定，涉及短线交易事件的高管及家属，所得收益已经全部上缴其所在的三家银行。

知悉上述短线交易行为后，三家银行也均表示高度重视并就相关情况进行了核查。而从核查情况看，苏州银行认为，何胜旗、兰博以及任翌均系不了解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而误操作，不存在主观违规情况。并且相关短线交易不存在因获悉内幕信息而谋求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利用短线交易谋求利益的目的。在该行任职的兰奇和任巨光均声明，事先并不知晓其儿子交易本行可转债的相关情况。

同样声明事先并不知晓其配偶短线交易行为的，还有江阴农商行高管仲国良。江阴农商行同样认为，本次短线交易不存在因获悉内幕信息而交易公司股票谋求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利用短线交易谋求利益的目的。但同时，江阴农商行也指出，本次短线交易事件发生在该行披露定期报告的敏感期内。

此外，郑州银行直接点明“本次交易系因误操作导致，不存在因获悉内幕信息而交易该行股票的情况，亦不存在利用短线交易谋求利益的目的”。

专家：从获利和违规成本上看，误操作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为何近期频现银行董监高及其家属“短线交易”违规事件？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文和零壹研究院院长于百程均向记者表示，近来这两个月是年报财报（发布）的集中期，属于信息披露窗口期。同时，陈文提出，“相对而言，近期也是属于市场对银行预期比较显见的时间点”。

陈文认为，现在从资本市场看，上市银行的估值存在比较明显差异。一方面，有些业绩低于预期甚至出现业绩大幅下滑的银行，股价创出新低。另一方面，对于利润增长或是利润高于预期的股票，资本市场给予较高的估值。正是因为市场对银行股存在差异化估值，才有可能出现一些人士“接触”到了一些内幕消息、并短线获利。

近期三家银行出现的“短线交易”违规事件中，获利最高者为220元、最低者为28.05元。对此，陈文和于百程也均有所观察。

陈文表示，“从获利和可能存在的违规成本上看，这种收益是远低于成本的。因此，从这个判断角度出发，不排除误操作的可能。”对此，于百程亦给出自己的观点，本次三家银行身陷短线交易事件“误操作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而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三家银行连续出现董监高及其家属“短线交易”违规现象，这在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董希淼看来，具有一定偶然性，目前不具有可归纳的特点。

但在本次短线交易违规事件的背后，陈文向记者提出，除“市场对各家银行预期的分歧比较大”外，还存在值得思考的问题，即为何当前上市银行之间的业绩会分化。

这些银行“发生”了什么？

从三家银行业绩及资产质量情况具体看，年报显示，截至2020年末，江阴农商行实现营收总额约33.51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了1.56个百分点；但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10.57亿元，同比增长了4.36%。

资产质量方面，至2020年末，江阴农商行不良贷款率为1.79%，较上年末下降0.04个百分点。同时，关注类贷款余额为8.16亿元，较上年末下降47.83%。

但记者注意到，该行的不良贷款余额较上年同期大增11.57个百分点，达到14.37亿元。报告期内，江阴农商行表示该行已加大了核销和计提拨备，全年核销不良贷款17.53亿元，计提拨备11.4亿元。

值得关注的是，2020年国内8家A股上市农商行不良贷款率由高到低的排名中，江阴农商行以1.79%排名最高；而这个数据较8家上市农商行中排名最低者的常熟农商行，高出了0.83个百分点。

2020年在不良贷款率下降的同时、不良贷款余额却呈增长态势，三家银行中除江阴农商行外，还有刚度过上市后的第一个完整财报年的苏州银行。

截至2020年报告期末，苏州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25.92亿元，较上年末增加1.44亿元；但不良贷款率却呈现相反走势。报告期内，苏州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较年初下降0.15个百分点，为1.38%，并已连续三年下降。

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下称“联合评级”）2020年8月5日完成的《苏州银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披露，苏州银行的部分信托及资产管理计划投资规模较大、且部分投资已出现违约。

从减值准备来看，来自联合评级的情况介绍，苏州银行2017年－2019年末投资资产减值准备逐年快速增加，其中2018年增长原因即主要系该行投资信托及资管计划出现风险所致。截至2020年3月末，苏州银行已有两笔信托计划投资出现违约，具体来看：

第一笔的底层资产是苏州银行对南京雨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3.00亿元信托贷款，担保方式为集团及实际控制人保证担保。苏州银行已对该笔投资的五级分类划分为“损失类”，并已按照100%的比例计提减值准备。

第二笔的底层资产为苏州银行对无锡博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信托贷款，账面余额为1.31亿元，担保方式为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及位于无锡的商业房地产抵押物担保。苏州银行已对该笔投资的五级分类划分为“可疑类”，并计提减值准备0.82亿元，计提比例达62.57%。

同样来自第三方的披露，郑州银行亦出现过“资产管理计划和信托计划等非标投资资产占比较高，加大信用风险管控难度”的现象。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即“中诚信”）在2020年6月18日发布的《2020年郑州银行跟踪评级报告》中披露，截至2019年末，郑州银行非标投资中计入不良部分的金额合计达到13.52亿元，涉及客户9户，行业为建筑业、房地产业和批发零售业。对此，郑州银行通过催收、起诉和拍卖抵押物等方式进行处置。2019年以来，郑州银行依照预期信用损失模型将存量项目划分入三个风险阶段计提预期信用损失。截至2019年末，该行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投资减值准备余额为25.64亿元。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黄鑫宇 编辑 岳彩周 校对 李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