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评NO.16 | 襄阳健桥医院贩卖出生证嫌疑人被批捕 监管的漏洞该如何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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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襄阳市人民政府就“襄阳健桥医院近日被举报‘勾结多地中介团伙贩卖出生医学证明’”一事的最新情况进行通报：截至目前，叶某芝等6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公安机关另对4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相关调查侦办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正如“在家里看见一只蟑螂，往往意味着在看不见的地方已经潜伏着上万只”：近日，广西南宁城和医院、广东佛山福爱嘉妇产医院接连被举报存在同类问题。
涉事医院的停业整顿是必然，但背后的隐忧依然让人头皮发麻。
多次被罚，“生意”为何越来越红火？
据悉，襄阳健桥医院院长叶某芝早在十三年前就因非法鉴定胎儿性别、非法实施引产手术，而被判处拘役。本应在当时就被吊销的医师执业证，因其忏悔态度极好，称“十分热爱医生这个职业”，“请求希望保留医师资格”，得到法庭支持。
而她“忏悔”的结果，就是摇身一变“市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襄阳健桥医院奠基人、法人代表，妇产科首席专家”，把医院变成她的“印钞机”。在2019年至2023年间，该院被行政处罚多次，处罚事由涉及擅自在登记的执业地点以外开展诊疗活动、手术术前文书流程不规范、未取得医学检验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工作人员从事检验工作并出具报告等，罚款金额从1000元至40000元不等。
或许从这些大大小小的处罚事由中，可以窥见这位“双面院长”是如何放开手脚冒着“犯死罪”的风险牟利的：在襄阳，该医院对当地医疗秩序的扰乱早已不是秘密，然而多次的举报、处罚并没有让叶某芝和襄阳健桥医院引以为戒。处罚金额与违规操作带来的利益相比，渺小到丧失惩戒作用，几乎直接沦为了违规的固有“风险成本”，更何况并不是每次违规都会被“逮住”处罚。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犯罪成本成为铸成大错的温床，纵容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法外狂徒”。对这类屡次突破法律底线违规操作的医院，是否能将其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对被多次举报的行为能否从重处罚，以真正起到惩戒的作用？在个案背后，需要相关部门探索更行之有效的监管手段，切实维护社会的秩序和法律的尊严。
出生证明作为“人生第一证”有着非常严格的管理要求和签发流程，为何一家医院能够“只手遮天”全流程造假？
根据网络公开的出生医学证明办理流程，出生医学证明由婴儿的家属在产妇出院前，携带《孕产妇保健手册》或新生儿出生医学记录、婴儿父母的户口本、身份证、生育证在户口所在地辖区妇幼保健机构即可办理。
只要证据齐全在有资质的妇幼保健机构即可办理，这本是便民利民的措施，但全流程在医院办理自然也带来了“监管难”的问题。襄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一名工作人员曾向媒体表示，襄阳健桥医院的确拥有出生医学证明签发资质。对出生医学证明的发放情况，相关部门会定期检查。但产妇生产住院涉及医院内部多个部门，平时的监管往往针对某一具体环节，没有想到医院会伪造生产住院记录等材料。
此次恶性事件的曝光，或许也能给相关部门敲响警钟：对医院的监督亟待建立健全内部监督机制、同时要将外部监督深入到系统内部，打破医院内部的“黑箱”。对医院签发出生医学证明的资质审核不能“一审了事”，有必要进行持续的跟进、监督；对出生医学证明的检查不能停留在纸面，对产妇及婴儿的实际情况或许有必要进行实际的回访调查，才能更快发现伪造记录捏造“纸面婴儿”的行为。
近段时间以来，“医疗反腐”是热门词汇。据业内不完全统计，截至9月初，今年已有超过190位医院院长、书记和行政官员被查。高压之下，反腐颇见成效，但此次曝光的“灰色产业链”依旧让人触目惊心，说明医疗领域的腐败绝不仅限于医药方面，而私营医疗机构作为我国提供医疗服务的主体之一，也是开展反腐工作的重要对象。
如何对私营医疗机构加强管理、正向引导、合理规范？在市场化背景下，如何使其严守底线，不被利益诱入犯罪深渊？在这一事件的背后，仍需追问和探索。
近来，已有多地卫生健康部门开展督导检查辖区内医院出生医学证明的管理情况。四川省北川县、湖北省英山县、陕西省白水县等都成立了专项调查组对相关机构进行督查。在舆论监督的风吹走之前，希望改变正在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