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驻汉办 抗日烽火中的一面旗帜

图为：武汉“八办”旧址

汉口长春街57号，一栋灰色的四层小洋楼，气质笃厚，安静。如果不细看悬挂在大门口的招牌，很难将它与一段激荡的烽火岁月联系在一起。

就是这样一座不起眼的小楼，伫立于此已有七十余载，几经沧桑：它是1937年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产物和见证，目睹了武汉人民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也留下了周恩来、董必武、叶挺等诸多革命领袖抗日救国的身影。

它，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以下简称“八办”）的旧址。

小楼藏着动人心魄的岁月

7月15日，江城暴雨如注，楚天都市报记者走进武汉“八办”。

如今，这座4层的小楼已变成一座抗战旧址纪念馆。一条“铭记历史警示未来——日本法西斯侵华暴行展”的横幅格外醒目。

二楼，正在举行日本法西斯侵华暴行展览。展柜内，陈列着侵华日军生化部队使用的清毒喷雾器、防毒面具、铁蹄靴等实物，屠戮百姓、砍杀头颅，焚烧尸体……一张张侵华日军的暴行图片让人静默沉思。

大雨倾盆，仍抵挡不住市民的观展热情。家住汉口三阳路的张实先生，读初中时多次在老师的带领下参观“八办”，了解抗战历史。如今，他的儿子张昕炎已经8岁了，他第一次带儿子到这里，“希望儿子也能铭记这段屈辱的历史。”

闭上眼，那些曾经的历史仿佛呼啸而来，硝烟炮火、摇旗呐喊、抗日歌声都一一穿透岁月，直抵耳畔。时间，在这里一下子回溯到78年前。

印章见证抗战物资运往前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年10月，经董必武积极筹备，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在汉口安仁里一号（今长春街57号）正式成立。

武汉“八办”是八路军在国民党管辖区设立的公开办事机构。最初，它的重要任务是通过与国民政府联系，领取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粮饷和武器装备。

当时，这些物资的领取，必须出示收据，加盖“八办”和处长钱之光的印章。领到物资后，钱之光同志还要负责联系运输车皮和其他交通工具，将物资送往八路军和新四军所在地。

记者看到了该馆珍藏至今的这枚水晶印章，虽然年代久远，但印章仍晶莹剔透，印面为正方形，上面刻有“钱之光”三个字。如今，这枚印章已成为国家一级文物。

武汉“八办”纪念馆宣教部主任傅少瑾说，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至1938年间，共运送上万套军服，大批枪支弹药及各种救护用品，为延安和其它抗日根据地运送了数十万斤大米和面粉。

四楼总有一间房的灯亮着

在武汉“八办”的四楼，除了电台和机要科，同时也是周恩来、邓颖超等人的住宅和办公点，一般人不许进入，整个办公楼有众多警卫把守。

南京陷落后，国民党政府军政中心撤至武汉，在野党派的领袖、社会各界名流以及抗日团体都集中在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也在“八办”办公，楼内设有一座电台。

据亲历者回忆，当时整个“八办”大楼内，有一个房间的灯总是通宵亮着，那就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住所和办公室。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居所，放着两张单人床铺，同时，这里也是他们的办公室。就在一张普通的办公桌上，周恩来通宵达旦地工作，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1937年12月，邓颖超随周恩来到达武汉后，负责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女运动工作，也经常与周恩来一起在这间狭小的办公室内加班工作，为革命事业殚精竭虑。

周恩来曾在此接待国际友人

“八办”顶楼有个露天花园，如今被荒草淹没，大门紧锁，依旧显得神秘。当年，那里是周恩来、叶剑英等接待国际友人的场所。同时，这里还装着一台发电机，确保电力系统被破坏后，长江局还能从这里向外发送电报。

1938年9月，来自印度的柯棣华和他的援华医疗队到达武汉，长江局就在屋顶花园举行招待会，此后他们奔赴抗日前线。而在八个月前，也是在这里，周恩来把来自加拿大的著名胸外科专家白求恩送往延安。

“武汉‘八办’是中共当时从陕甘宁边区走向全国的一个桥梁和中心据点。”武汉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徐明庭介绍，1938年5月至8月，经“八办”介绍，途经西安去延安的青年就有800多名，居全国之首。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八办”才不得不撤出武汉。至此，武汉“八办”结束了为期一年的使命，从此逐渐淡出历史。而今天的“八办”，也非当初的“八办”。1944年，原“八办”的四层小洋楼毁于战火。1978年，在原址按原貌重建，成为如今每年接待数十万游客的纪念馆。

人不再，物已非。但那段历史，永远值得铭记。

讲述

年近九旬的武汉老者曾见证江汉关献金

50余万人献金逾百万元

“当时的献金运动，武汉全民参与，轰动全国。”昨日，谈到武汉“八办”，武汉市文史研究馆终身馆员、如今已89岁高龄的徐明庭对他亲历的献金运动如数家珍。

徐明庭回忆，1938年7月7日，日军逼近武汉，周恩来、郭沫若等人组织了号召市民支援抗战的献金运动。“八办”所有人带头捐献，武汉市民积极参与，活动原定三天，没想到捐钱人太多，活动不得不延长到7月11日。当时，除了江汉关、三民路、水塔、五芳斋、武昌司门口、汉阳东门等固定献金台外，路上还设了一座流动献金台。

当年12岁的徐明庭，读五年级。“听到大人们都在谈论献金的事，我从屋子里翻出存钱罐，在巷子里将其摔碎后，尽是些零钱。后父母凑了一些，共凑了五十块，去江汉关献金台”。“自发去献金的人已将四周围得水泄不通，场面动人。”徐明庭老人还清晰记得，一位60多岁的爹爹，全家就靠他儿子摆香烟摊过活。爹爹把自己的寿材变卖全部捐出。

据了解，这次献金活动，是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规模、影响最大的一次。上到军政要员，下到人力车夫、工人、小贩等普通百姓，共有50多万人参与献金运动，武汉市民献金超过100万元，有效支持了抗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