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车之变

改革开放以前的黄陂农村，自行车还是一件非常奢侈的物品。在我老家李集镇大简湾，人口有七八百之多，自行车却没有一辆。后来我自家房份上的一位爷爷，因为一直在汉口当工人，带回来一辆“二八”自行车，这才打破了大简湾自行车处于零的记录。

1978年，我正在上乡村小学一年级，学校离家有两三里路，每天步行至少两个来回（有一段时间上早自习，每天需要多一个来回）。为了赶时间，我们总是连走带跑。有时候舍不得脚上的鞋子，就脱下来抱在怀中赤脚奔走。看到路上有人骑自行车，羡慕的眼光贴着那人脊背，一直到看不见为止。

我八九岁以后，每年要去二伯所在的祝家湾（今孝感市孝南区祝站镇），单程大概三四十里路，途中要经过很多湾子、渠道、岗坡，道路两边荒草丛生，还有不少乱坟堆，有时候穿过荒凉的岗坡，本来已经很惶恐于传说中的打劫事件，僻静处突然跳出一只黄鼠狼或者野兔，吓得人一身冷汗，然后很愤怒地叱喝两声。我每次都是早上出发，随身携带着咸菜、土产什么的，全凭两只脚板，一路风尘仆仆，饿了就啃几口干巴巴的蒸馍，渴了就喝两捧河塘的清水（每次都担心水鬼跃出水面拉人），闷了就唱两句“小小的一片云呀，慢慢地走过来”。路过草棚下老翁老妪的摆摊时，我偶尔也很奢侈地花上一分钱，喝一杯方玻璃扣着杯口的褐色茶水，直到下午才欢呼雀跃地到二伯家中。有时候在路上贪玩耽误了时间，眼看着暮色将至却不知道剩下的路还有多远，心里头就惊恐至极，如同赶不上回家的流浪狗。

“交通靠走”的出行方式，留给了我刻骨铭心的记忆。

我读三四年级时，在城市工作的大哥骑回来一辆自行车。这时候虽然已经算不上湾子里的轰动性事件，但对我来说无异于天大的一件好事情。我们湾子中间有一个球场，除了看电影、开大会等大型活动，基本上就是我们小孩“打撇撇”、“推铁圈”的娱乐场所。现在这里成了我的练车场，虽然也曾摔伤了膝盖，但是一天下来已经练得差不多了。

我至今记得第一次骑车去学校的场景。用这种交通方式上乡村小学几乎是我首创，所以一路都引来很多惊羡的眼光。只是当时身材不够高，只能在车子的“三脚架”之间站着骑，撅着屁股一拐一瘸，骑行的姿势可想而知。

五年级时，我改读李集镇中心小学。这时候马路上骑自行车的人已经很多，我将自行车坐板降至最低，已经可以正常骑行，用现在的话说感觉自己已是“潮人一枚”了。事实上八十年代的前面五年，自行车在乡镇普及得非常之快，人们出门骑一辆自行车，是一件既方便又时髦的事情。骑行者中间我的那辆车很有特色，因为我在家没事可干，就将父亲没用完的半瓶油漆涂到车上，使得它摇身一变成了绿色，远看有点像邮政自行车了。

然而那时出行稍远一点，交通仍然是一个麻烦事情，每个乡镇基本只到黄陂通车，而且一天只有很少的几班，名曰“班车”。1984年我二哥大学毕业，在家等待分配前，约我同去木兰山游玩。考虑到“班车”难等而且转乘麻烦，我们分别骑上两辆破旧的自行车，于凌晨五点多钟出发，从李集到罗汉再到长岭，最后在木兰山脚下弃车步行，到山顶棋盘石附近狂喘歇息后，又历经破胎、淋雨、摔车、走错路等磨难，返回家时已是深夜时分，而且是径直扑倒在屋门口的竹床上良久不动，着实让父母恐惶了好一阵子。

1992年，我中专毕业后分配到环城镇，具体工作于滠水二闸附近的环城养殖场，单程十好几里路，每天基本上一个来回，全靠我以前用过的那辆“绿车”。那时滠水西堤是一条砂石路，车轮驶过砂石就向两边飞溅，还发出蹦蹦的声音，不仅颠得厉害，而且很容易坏车胎，我因此也认识了好几个修车匠。两个春来秋去，不管是酷暑烈日还是冬寒凌冽，一辆破车载着我穿梭在单身宿舍和工作场所。这期间我曾谈了一个女友，彼此也曾两情相悦。她就住在我上下班途中的一个大院，后来她家里人看见我后说：“这个人又黑又瘦，不谈！”此言一出，我短暂的恋爱史就此夭折。

1994年，我被调岗至沙畈管理区。工作地点看似近了不少，但是辖区多达十个村子，其中像沙畈村、杨垸村多达三千人以上，工作量非常大。那时的环城镇干部下基层，除了班子成员有一辆“切诺基”公车可坐，其他几乎全是自行车。对于下面管理区的干部而言，自行车更是必不可少的“标配”。有时候遇上突击任务，十余名基层干部骑着自行车一路浩浩荡荡，成为那个时代的特有符号。

有一次领导下基层，在西堤杨垸段查看汛情后，要求马上召开全体村干部会议。随即，领导将手向我一指：“你赶紧逐村通知书记们前来开会！”军令如山倒，我顶着三伏天暴雨之后的烈阳，骑上自行车两脚蹬踩得呼呼生风。下达完所有通知返回途中，我突然感觉胸闷干呕，两眼也是阵阵发黑，差点一头栽入路旁的池塘，幸亏可以支撑在一棵树上，动作艰难地洗脸擦身，算是捡回了一条小命。

经历这件事情后，拥有一辆摩托车成为我越来越强烈的梦想。实际上，九十年代中期摩托车并不算稀奇。但对于我们这些靠微薄工资生活的年轻人来说，摩托车仍然是一项庞大的消费开支。在我们环城镇计生办，一位吴姓同志托关系搞了一辆进口铃木250，每每下基层是非常拉风的事情。还有一位家境颇好的王姓同志，骑一辆黑得发亮的本田125下乡，每次都让我暗中猛吞唾液，因为囊中羞涩只能“望摩兴叹”。

1998年，黄陂已经撤县设区，环城也与城关、鲁台“三街合一”为前川。个人工作方面，我感觉自己是没多大变化的，就是经过几年煎熬和积蓄之后，我终于在汉口的摩托车大市场买回一辆“太湖明珠”，从此开始了骑摩托车下基层的生涯。随后这辆车伴我十年，抗旱上过梁岗渠，防汛上过下石堤，其“轮迹”驶遍沙畈、桃花、涂店等几个片区的每一条大路，成为我不离不弃的忠实伙伴。

骑摩托车下基层

2008年，昔日引人生羡的摩托车在基层干部中大量普及，基本上都快“人手一摩”了。而我借调到区人防办工作已经一年多了，每天上班出入在建设局大院，伴行十年的“太湖明珠”在各方面都显得“廉颇老矣”。为了提高“个人形象”，加之有了额外津贴，就在冰晶兰馨苑的摩托车市场买了一辆GN125，办完牌证七千多元，但是没感到太大的经济压力。其时我已经是一位“驴友”，并且计划用GN125骑行西藏。赴藏之前，我与一群“摩友”多次集结出行，不仅完成了包括环木兰湖在内的黄陂西北骑行，随后又骑摩托车游玩了保康九路寨、神农架、大九湖、西陵峡等地，还用一个多星期时间骑行至恩施州的每一个县市，此外还骑行游玩了重庆的“天坑”、“地缝”和四川东部地区。可以说，GN125助我游览了祖国的大好山河，帮我开阔了眼界，为我人生增添了许多乐趣。

摩旅大九湖

骑行恩施

在我看来，摩托车具有成本低、出行方便、经济适用等优点，也有人说它是危险度极高的“肉包铁”，但我骑行几万公里以来，总是严格遵守交通规定，时刻提高安全意识，基本上没出过什么事情。因此很长时间以来，摩托车被我认为是最理想的交通工具。在我们湾子，很多打工者也是把摩托车当作早出晚归的交通工具。每年腊月，电视上经常播出摩托车民工大军返乡的壮观场面，生动诠释着摩托车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村生产生活的重要作用。

我还骑过一种类似于摩托车的交通工具，那就是电动车。2000年前后电动车大量涌现在我们身边，因其成本更低，使用更便捷，成为工薪族近距离上下班、家庭妇女买菜送娃的最爱，风行一二十年以来至今仍在街头巷尾随处可见，成为城市一道特别的风景。不过电动车从未成为我的“专车”，只是图其方便偶尔骑之。

2015年正月初六，我在老家吃完午饭返城途中，天空正飘着丝丝细雨。我骑至黄孝公路丰家田岔道附近，路口突然有一辆小车驶入。情急之下，我条件反射的轻捏碟刹，由于柏油公路刚处于泥水混合状态，车轮发滑导致车辆侧翻，惯性将人和车冲出三四米远，虽然没有伤到上医院的程度，但是回家后疼了一星期以上。

经历过这件事情后，摩托车在我心里留下了很大阴影。过了两个月，我心血来潮地报了驾校，两个月后拿到驾驶证，接下来我就陷入到买小车的纠结中。

在这次摔车之前，我对买小车有着清醒而又坚定的认识：一个工薪阶层，平时除了上班几乎足不出门，要车何用？徒添交通负担乎！然而仅仅三四个月时间，后来居上的买车狂热一举战胜了昔日根深蒂固的理智：驾驶证到手后不到两个月，我就开回了一辆2.0排量的合资SUV，并且很是亲昵地称它“小炫”。

我之所以如此选择，是由于GN125的“赴藏”目标没有实现，所以转接到“小炫”了。和GN125相比，“小炫”驾驶起来更加平稳舒适，而且实现了冬暖夏凉，再也不用饱受淋雨吹风之苦，其后排座位放倒后，铺上随车携带的木板，可以并排睡两个一米七五的人，成为名符其实的“移动之家”。从此，“小炫”除了留作“赴藏”之用，成为我平日里风里来雨里去的保护神，也成为我携带家人、亲友踏青游玩的理想工具。

说来好笑，有些时候驾驶小炫，总有那么一点儿恍惚梦中，因为很多年以来，一直以为私家车是离我十分遥远的事情。它怎么如此之快就变成现实了呢，而且一直用得那么心安理得，或者说是那么的惬意和享受呢？

现在分析，应该是时代在变，除了我们钱包里的实际内容在变，人的思想也在发生很大改变，这绝不是“有钱就任性”那么简单的事情。事实上，就在两三年前，小车已经像萝卜白菜一样涌入平常百姓家，成为非常普遍的代步工具，私家车的快速普及甚至导致街上、路上都车满为患。在我们老家，昔日的小伙伴们也鸟枪换炮，从两轮升级为四轮，开着车子出去打工变成一种时尚。

从自行车到摩托车再到私家车，是改革开放40年历程的沧海一栗。这样的“三车之变”，也绝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历程，而应该是成千上万人的共同轨迹，或者说是老百姓对于改革历史的共同见证。

其实何止“三车之变”，还有更多更精彩的没有展开来写，比如遍布黄陂城区而且实现街乡镇场全覆盖的公共汽车网，从绿皮“闷罐车”到高铁、动车，从敞篷大客车到“依维柯”再到轻轨、地铁，从“麻木”到的士再到共享单车……有人说：“一滴水能反射出太阳的光辉。”在我们身边，这些交通工具的变化，不正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一个缩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