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一丹：一生只为一事来_子曰

您在成长经历中有哪些难忘的事？这些事对于您之后的职业选择、生活态度起到了怎样的影响作用？
我17岁那年，偶然间得到一个去黑龙江省图书馆帮助整理图书的机会。在巨大书库的一角，我看见了一堆美术书，里面有教堂穹顶的宗教色彩的画，有雕塑，有素描，还有裸体画。我记得当时我看到那些裸体照片和画的时候，是带着一种犯罪感的，因为这些画、这样的画册是被禁止的，而在那个巨大书库的角落里，我没法儿不被它吸引，可是看的时候内心特别纠结：这些是我该看的吗？我能看吗？人到中年以后，我去了意大利，去了希腊，在那儿我看见了那些作品的原件。我站在那些原件面前，特别为自己觉得委屈。我本来应该在青春年少的时候，带着阳光一般的心情去欣赏它们，可我是在那样一个书库的一角，带着一种极其纠结的心理，甚至有点儿犯罪感地去看它们。这段经历后来对我产生了很长远的影响。我隐隐地觉得，我做着这样、那样的工作，我的远方都是一个愿望，我不愿意17岁时的经历重演，我希望我们的生活是在一个文明的、有秩序的气氛里，这是我心里一直存有的一个愿望，它伴随着我的整个职业生涯。

您在央视工作了27年，27年来的央视生涯给您带来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央视给我了一个能够释放自己的职业平台，给我带来了一种职业的满足感。我遇到了《焦点访谈》，遇到了感动中国，它们让我有一种“实现”的感觉。其实在到央视之前，我也从事过不同的工作，比如留校当老师。但是让我最有实现感的，还是到了央视以后；如果不是遇到《焦点访谈》，我也不是现在的样子。

您在今年4月份退休了，一个月之后出版了名为《我遇见你》的书。这本书是您送给自己的退休礼物吗？这本书主要想传递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职业生涯结束了，总要给自己一个小结，回头看看自己的脚印。这么多年，我觉得有一个很庆幸的事儿，就是我们这个职业是可以和大家分享的，有一些技术性的高精尖职业，他们的话题不容易被多数人分享。比如科学家的那种喜悦，那种职业的满足，外行人怎么能懂？而我们媒体人的经历是可以和人分享的，比如说一些我们共同遇到的事儿，我的职业体验中也一定有您在。这二三十年来，我们一起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而我正好从事着这样一个工作，记录了这个过程。另外我还想借着这本书让大家看到一个媒体人是怎样工作的，屏幕后是怎样一群人，我是怎样和一群有意思的人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没有草根，我也不是今天的样子。

您在《我遇见你》这本书中第一章就评价自己“是一个迟钝的人”。我们该如何定义“迟钝”这个概念？
中年、女性、主持人这几个词组合在一起，有种特殊色彩，但我对年龄、性别的“迟钝”也许成全了我。刚进入央视时，我对于媒体人是不是青春职业没有概念，有几次记者采访我，报道的标题都是“敬一丹，另一种中年”、“敬一丹与年龄抗争”之类的，我觉得挺诧异。这种“迟钝”可以说是一种钝感力。在40多岁最容易在事业上出现倦怠时，我遇上了白岩松、水均益这样的同事，大家共事很愉快，我觉得没必要把自己禁锢在年龄问题里。

作为著名的主持人，与《焦点访谈》、《感动中国》、《经济半小时》、《东方时空》、《新闻大调查》等栏目携手走过了多年，成为中国舆论监督史及现代公民成长史的见证者。面对职业生涯，您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在《焦点访谈》之前，我做的是经济类节目。而决定来《焦点访谈》，除了节目是在中央一台黄金时段每天播出，“舆论监督”这四个字让我马上下了决心。中国不是生来就有舆论监督，我们今天是一片缺少舆论监督的土壤，而《焦点访谈》以一种通俗的方式，年复一年把“舆论监督”这四个字在大家的脑中从生词变成了熟词。这也是在我的职业生涯里，最能经得起时间和人心考验的一件事，我们就看到了它推进着文明，推进着公民权利的实现。如果说“一生因为一事来”，那么我就是做了这件事。而《感动中国》是让我们有信心的一个节目，我特别看中《感动中国》给我带来的精神力量。如果不是每年早春的时候《感动中国》让我得到一次精神的浸润，我可能会一直“灰”下去。但这些栏目，其实都是从不同的角度给我带来一种滋养。

比起主持人的身份，您似乎更愿意被大家称为“记者”。但是我们也看到，在现今社会上，有许多人一看到记者就觉得要“防火防盗防记者”。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我们经常被别人看做“敌人”，但媒体是一种工具；不管是官员，还是突发事件的当事人，我们相遇的时候不是敌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沟通者。就像《圣经》里“通天塔”的故事，上帝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产生沟通障碍，有了隔阂、矛盾、冲突和战争，于是人们再也修不成通天塔。我们人和人之间不是也有这样的鸿沟吗？官与民，穷与富……这么多对矛盾在我们面前，沟通在其中当然会起到一种极其积极的作用。其实我就是一个职业沟通者，我不愿看到隔阂。我们在各类情况中相遇，但我不是来给你找茬的。我遇见你是因为，我们面对着公众所关心的一个结，我们相遇是为了解开这个结，我们是一群造“通天塔”的人。要不然，当矛盾冲突在的时候，我们不去当旁观者，明天我们可能就是矛盾冲突的当事人。

有人说《焦点访谈》是一个锋芒毕露的节目，而您并不是一个非常刚性的人。这么多年来，您和《焦点访谈》一同成长，是如何在迥异的风格中达到和谐的呢？
我恐怕确实不是一个善于短兵相接的人，我的同事和制片人也曾评价我说“心太软”。我也反思过，就在我反复问自己：喜欢和适合是一个概念吗？我适合《焦点访谈》吗？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在认识自己。后来我觉得，我没法让自己改变内心的那种冲动。当我真实看见的时候，我宁可节目“温”了。我们要保持节目的一种分寸，保持一种稳定感。舆论监督节目的生命在于“度”，我们一直提醒自己：我们要保持建设者的立场，批判相对容易，而建设需要智慧。至此之后，我也觉得《焦点访谈》越来越像一个成年人了，从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成长起来。当我们看一种力量存在时，恐怕也不仅仅是看它能看得出的锋芒。只要这个栏目，是让我们的社会成员保持“痛感”的，它就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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