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王小波：他的幽默和荒诞使他腾空而起 俯视着今天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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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王小波：他的幽默和荒诞使他腾空而起，俯视着今天的时代

程耳和李银河

2017年4月11日，是作家王小波逝世二十周年的纪念日。在这天，王小波遗孀、社会学家李银河和导演程耳一起，聊王小波，聊他的作品，聊他的作品和时代的关系。

李银河：王小波写的是人性本身

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心脏病突发，在北京逝世，那一年他45岁。2017年4月11日，是王小波逝世二十周年的忌日。这天早上，王小波的遗孀李银河去给王小波扫墓。好多王小波的粉丝也去了。有的献花，有的给王小波带了二锅头和烟，还有个人写了一张纸，是一篇王小波署名的文章。扫墓的时候有只蝴蝶一直贴在王小波的名字上。李银河说自己以前不相信人死后有灵魂，但如果现在她有一个机会，向王小波提一个问题，她也许会问：你的灵魂还在不在？

李银河

李银河记得第一次和王小波谈恋爱的时候，是在北海的山上。那是王小波第一次把手搭在李银河肩上。当时李银河全身绷紧，因为彼此还很陌生。但那一天他俩拉钩，约定说即使成不了夫妻，也要做终身的朋友。“我们约定要做终身的朋友，可能更多的是灵魂上那种投契的感觉。”

让李银河觉得和王小波契合的，是王小波的手抄本小说《绿毛水怪》。里面有一个细节，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冷门的小说。王小波在自己的小说里写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个小说的感觉。李银河至今记得那个小说讲的是两个女孩情窦初开，有点同性恋的感觉，有一个细节，说两个女孩接吻，把嘴唇都吻肿了。李银河觉得王小波对这个小说的感觉与她合拍，有灵魂上的契合，于是打算不管恋爱与否，都要和王小波做终身的灵魂朋友。

李银河用“特别”来评价王小波的写作，觉得他和在他以前的文学都不一样。在李银河看来，中国的文学从来都无法脱离政治，解放以来，批判《鲁迅传》，“文革”的时候，比较有名的文学作品都成了毒草。“在中国，文学从来都是一个政治批判的对象，或者是政治解放的一种号角，文学，从来都不是纯文学。”文学成了意识形态上的争议，什么东西能写，什么不能写，哪些是资产阶级的，哪些是无产阶级的，哪个又是灰色的，哪个是红色的，哪个是黑色的，都分得很清。但王小波的作品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完全不和这一套对话，对意识形态上的评价，他不在意。在他写作的时候，也根本没想到应该在哪个阵营，应该写黑色的、黄色的还是灰色的。李银河说：“他写的是人性本身，所以我觉得他的作品就是纯文学。”

程耳：他的幽默和荒诞使他腾空而起，站在树上，俯视当下

导演程耳最近几天在重读王小波的作品，总体感受是：“王小波先生的小说抵御了时间，让我觉得很振动，也很惊喜。他的那种渗透到思想、语言和叙事里的自由，他的冷静和深情，以及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的价值，最后他的幽默和他的荒诞使他腾空而起，时至今日，他依然俯视着我们今天的时代。”

程耳

程耳进一步解释，抵御时间的意思是历久弥新，读起来不像几十年前的作品，反倒像新作。加之现代的中文写作，尤其是小说写作的真正开端可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因此中国当代小说的历史是非常短暂的，并没有多么厚实的土壤。在这样的前提下，王小波的小说如今仍然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程耳认为历久弥新的第一个原因，是王小波作为作者的思想和价值观。“我在看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突出的感受，其实对于同样重叠时代的描述，这样的小说很多，但是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也好，《似水流年》也好，《革命时期的爱情》也好，跟同样是表达那个时代的每一篇小说给人的感受都不一样。这是因为他没有把着重点放在任何我们已知的那些对于那个时代特别表面化，或者是在今天看来特别陈腐的东西上。小波先生新的视角的起点在于，他在他的人物和环境之间，他在他的人物和时代之间，找到了一个更为宏观的平衡点。举个例子来说，譬如他在《黄金时代》里面写到，‘既然摧残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就应该下山接受这种摧残。’这就是大家看到的所谓‘王陈二犯’，他似乎站在更加宏观、更加俯视的角度看待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里发生的所有事件。”

《沉默的大多数》封面

第二个原因，是王小波的语言。程耳谈到王小波的语言非常优美，他和其他文学语言最大的区别是他语言里的质朴。“他的语言是我读到最朴素同时又是最有力量的语言。他会反反复复用同样的词。大家可以数一数《黄金时代》的第一个自然段落里‘破鞋’这个词出现多少遍。‘破鞋’这个词在他的第一段里面占到非常大的部分。当然当你习惯他这个语言方式之后，会发现他所有的创作都是有非常缜密的逻辑和非常强烈的表达，他想突出的事情，他有很多这样的语汇，包括我刚才反复说的那个句子，他的那些补充。当你重复某一些字句的时候，他的文字本身的韵律也好，文字本身的优雅的美感也好，都会从中显露出来。”

第三点是王小波的叙事。程耳认为和他的语言一样，他的叙事也是少有的自由。“他刚刚还在写1968年的天空是红色的，但是下一行就写到1977年去了。而且跟他的语言一样，他在叙事中也反复不断地强调某一句话，包括我刚才说的这句话，‘他看到1968年的天空是红色的’，这句话是《革命时期的爱情》出现七八次的句子。跟语言一样，当你习惯他的这种叙事方式之后，你会从中获得那种阅读的快感。而且这种自由的叙事，反复把时间回到一个点，去到一个点，他这种自由的处理方式，其实是叙述中的他在一个生活的横截面进行对比，我作为读者，能在他的一个句子里看到过去的他、现在的他和将来的他，这是信息量非常大的一种书写方式，而这种叙述方式给我非常强烈的现代性。”

《革命时期的爱情》封面

第四点是王小波的冷静和深情。在程耳看来，王小波文字里的那种冷静，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那批作家在最近十几二十年才开始意识到，才开始在审美上注意到的。王小波有种冷静的深情，他几乎不偏不倚地描述着王二以及王二经历的每一个女人以及和她们之间的纠葛。“虽然他的表达方式可能只是说红线没有干成，后来想跟红线怎么样也没有干成，跟海鹰干成，跟姓颜的女孩，很遗憾，最终没有干成。他用最简单、最粗暴，然而其实是更准确的表达方式，在表达王二跟所有女人关系的背后，我感受到一种非常情深义重的深情。其实没干成和干成了，是一个非常科学和非常准确的划分方式。”

《黄金时代》封面

最后一点是王小波的幽默和荒诞。程耳说自己读王小波，常常读着读着就笑了，偶尔会哈哈大笑。王小波书中有一段写王二站在树上，看到有一个人被很长的长枪捅进身体，树底下转圈的时候，他说“瞧着吧，只能发元音不能发辅音了。”这让程耳印象深刻，有这句话作为背景，程耳认为更容易讨论王小波对于自己的创作站在什么位置。“他在树上，他稍微高一点，也不能太高，太高就到云端了，他朝下看着这个时代也好，看着这个时代发生的事情也好。‘瞧着吧’这三个字首先是他的一种心态，或者是他的幽默，然后是‘只能发元音不能发辅音’，这是冷静的、客观的、仅仅只是描述当下而不做任何评判，事实上是对于死亡的一种判定，所以我的印象很深。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他的幽默和他的荒诞，使他能够腾空而起，他腾空而起站在这棵树上，或者站在那个树顶，继续看着我们。”

真正伟大的作品会超越时代

李银河和程耳从王小波的作品谈开，聊到创作和时代的关系问题。在程耳看来，任何创作最根本、最源头的，无非是对时代精神的一种表现。程耳以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为例，谈到他在书中很少写王二穿什么衣服。程耳推断可能是因为王小波意识到服装是一个年代最表层的时代精神的体现。虽然后来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王小波写到了一个叫海鹰的女孩穿的军装，但这身军装，只是为了把她的身体染上颜色。这还是回归到了身体本身。因此，程耳认为从根本上来说，王小波的小说去除了诸如服饰这种表面化的、风一刮就能吹走的时代精神，他直面身体，只有这样才能刺穿皮囊达到肌肤。这是他的小说从根源上成为好的小说创作的首要基础。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封面

这也是为什么程耳认为王小波的作品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他没有抱怨，没有把那个时代像通常我们描绘的那样，描绘得非常可怕、非常的黑压压的一片，而是选取回到个人命运本身，回到“王陈二犯”两个人的感情纠葛上去诉说这个时代。这是一种价值观的取舍，是王小波的一种判断。

李银河则认为，古今中外所有真正的经典，真正的大文学家，绝不写时代，他们写的是人性本身，比如爱与死这种超越时代的永恒主题，这是一种超越了时代、国别、性别、年龄的人都会碰到的问题。只有这样，作品才会成为真正的经典，才会打动人，才能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