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一作风巡查组配针孔摄像机：巡查不作声 录了就走

原标题：红安：从严治党“总动员”

各个督导组负责人正与纪委负责人开周一例会。 （刘昊/图）

“不严怎么叫从严治党呢？红安按中央的要求，严到了份儿上，严出了红安的味儿。”

“我们一般到一个单位，都不作声，直接录了就走，他们问我们干什么，我们就说：巡查。”

“前几年干部爱吃喝，中餐饮酒，现在不敢了，办事态度也比以前要好，跟现在的管理有关系。”

湖北省红安县机关事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吴怀泰没想到，开个会也能开出意外。

2015年3月25日下午，红安县召开“严明政治纪律严守政治规矩”动员大会。会前，县从严治党巡查组的摄像头对准了他，要对他进行酒精测试。吴怀泰生来皮肤黑红，身上也没有酒气，走路也挺正常，可测试结果显示，他中午喝了酒。十多分钟后，大会第一项议程宣布：吴怀泰停职。

他撞到了“从严治党”的风口上——有“中国第一将军县”之称的红安，最近正在建设“全省作风建设根据地”和“县级从严治党示范县”。

2014年11月，红安成立了“从严治党领导小组办公室”，下设7个作风巡查组和10个督导组。巡查组配有纽扣式、眼镜式高清针孔摄像机，可以全天候突击巡查，对违纪行为从重处罚。督导组负责督促全县所有党政机关推出方案、树立典型、集中学习，并检查每个人的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

此外，红安县还推出“十个一律”——“对在公众场所散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过头论’、‘刮风论’、‘影响论’、‘矛盾论’等错误言论，做出影响党的威信的行为，造成恶劣影响的……一律先停职再立案调查处理”，“对不抓党建、抓不好党建的党组织领导班子及成员一律严格追责”……

“十个一律”，被称为“县级最严治党意见”。“不严怎么叫‘从严治党’呢？”红安县纪委副书记、监察局长阮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红安按中央的要求，严到了份儿上，严出了红安的味儿”。

“保持红安永远红”——这是毛泽东给红安的题词，在近期红安电视台为红安纪委拍摄的“从严治党”汇报片中，这句话被引为开场白和结束语。

“连说都不敢说怎么行”

“从严治党”刚启动，红安县民政局党组副书记邱冬民就遇上了麻烦。2014年12月一天上午11点50分，他收到巡查组短信，反映民政局的一位职工11点20分擅自下班，要求他“做出深刻检讨”。

邱冬民一中午没安生，下午两点就跑到县从严治党办公室，先接受阮伟的“严肃批评”，然后表态，“一是承认错误，二是承诺严守纪律，三是保证加大力度，再不犯这样的错误”。检讨过后，他赶紧回单位，3点召开全体职工通报批评大会。

3月25日下属吴怀泰“出事”后，县机关事务管理办公室主任韩晓彬也一直忙着开会、道歉、表态。当夜，县机关事务管理办召开党支部会议，决定在吴怀泰停职期间，把他分管的财务、计划生育等工作暂时移交第一副主任李晓东。

次日早晨8点，韩晓彬专门跑到从严治党办公室“向纪委认错”，表示“处理完全接受，中餐饮酒跟没有组织性和原则性有关，我有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当晚又召开了全体干部会议，“帮助吴怀泰认识错误”。

韩晓彬回忆，当晚他对吴怀泰拍了桌子。“你道歉要站起来，声音要洪亮，所有人都要听得到！你是真的认识还是假的认识？我要从你的语言上看出来！”

吴怀泰道歉时，韩晓彬感觉他眼睛有泪，“他觉得自己给‘示范县’抹了黑”。办公室另一个副主任陈国强对大家说，“你们表个态。”

红安县的数位干部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吴怀泰是农村出来的干部，有十多年财务工作经验，去年刚被提拔为副科；他患有风湿，当地有饮酒祛湿一说；开会当日他兄长病危心情压抑；他曾提出身体不适想请假，但被告知会议“内容重要，不准请假，应有政治敏感性”。那天确实也有人提醒他“中餐不要喝酒”。

会议记录显示，当晚秘书科、房产科、保卫科等科长轮流发言，除了表示理解外，也强调“说白了他自控能力也有限”，“犯这种错不应该”，“反映办公室党员政治上麻痹大意”，并表态引以为戒，“老老实实做人，本本分分做事”。

这次从严治党中被禁止的事项，包括工作日中餐饮酒、公款购买赠送年货节礼、工作期间擅自脱岗串岗、公款吃喝、赌博、公款外出旅游、村级招待等等。

每一天，红安电视台和红安网都会“点名道姓地通报”检查情况，不用“某”字，“既然从严治党，连说都不敢说怎么行？”红安县纪委干部、县从严治党办工作人员张瑞林说。

几乎所有受访的红安干部都能够顺口说出一串数字：中央“八项规定”、省委“六条意见”、市委“八简两风”和县委“三不得、三不准、三严禁”，以及“十个一律”等。“参加了好几次批评与自我批评，还写了读书笔记，所以记得住。”一位干部对南方周末记者。

红安网上，隔三差五就有各部门党政一把手的“从严治党承诺书”挂出，这些文书还被打印张贴在红安县政府大楼内，附有签名。红安县一位部门一把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承诺书一般先表明政治态度和信念，承诺党建和廉政建设，然后列出本职工作，再承诺个人事项，“如每年到农村要扶贫多少贫困户、五保户和留守儿童”。

县“从严治党办公室”所在的楼内，“从严治党”的红色告示牌和进度表从一楼贴到二楼，有的贴了整面墙。有督导组成员说，在红安下面一些村，“村部挂满了各种牌子”。

红安县“从严治党办公室”位于原红安县档案局档案室，楼内，“从严治党”的红色告示牌和进度表从一楼贴到二楼，有的贴了整面墙。 （刘昊/图）

“不能做到的不要”

4月1日，汇报片《保持红安永远红》的初稿剪辑完毕，看完片后，红安县从严治党办一位工作人员说：“这个还是有几个地方要改呀！”他设想了几个观众，其中包括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和黄冈市委书记刘雪荣，因为“‘打造从严治党示范县’是去年鸿忠书记布置给红安的任务”。

李鸿忠2014年到红安来了八次，这里是他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挂点地方。红安县纪委常委王洪波回忆，“去年习总书记提出从严治党的八点要求，后来鸿忠书记就找到我们的学武书记（注：即红安县委书记余学武）说，你们还要在从严治党这个方面做探索，你们以前是革命根据地，现在是作风建设的根据地”。

“这个课题太大了，我们反复地研究。”张瑞林说。2014年10月，他们在全国范围内搜索从严治党的方案，终于在四川某省级部门找到了一份方案，据此写了一份红安的版本。不过省委组织部和省纪委来红安指导时，评价这个版本“搞得很空”，建议搞实一点，“之后省委组织部又推荐了社科院党建专家来指导”。

县委班子商量后，决定把表述定为“从群众最怨最恨的事治起，从群众所思所盼的事干起”。如有村民反映村干部“一天到晚吃吃喝喝”“村级招待费用很大”“不托人情难办事”。他们决定找“小切口”，制定一些“很细小的制度”，如“干部工作时间去向标识制度”、村级零招待等等。

张瑞林写完红安县委《新形势下落实从严治党要求的若干意见》的初稿后，县委书记余学武和县委常委们在下面坐着。张瑞林读一句就问一次“行不行”，不行的话现场改。常委们改稿思路是“不能做到的不要，虚的不要”，从上午8点改到下午3点。三份主要方案“每一份都改了两三天”。

上述文件后来被定义为“全国首份县级层面全面系统部署、研究从严治党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它的推进有规定时限：三个阶段、九个月。

2014年11月，“红安县从严治党领导小组”正式成立，余学武任组长，下设“从严治党办公室”，由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万小勇任主任，有7位常设工作人员，半数以上是纪委班底。

红安10名县委常委分别担任10个督导组的“第一组长”，常务副组长则由10个县直部门专职书记担任。每周副组长们都要带领各单位讨论落实方案、督促集中学习、检查读书笔记和学习心得等。

巡查组由县委办常务副主任李国彬带领，三十多名工作人员来自县纪委、县委县政府督查室、县直机关工委等单位，还包括党代表、县人大、政协代表和来红安实习实训的大学生。共分成7个专题小组，“瞄”准上下班纪律和政府服务“四难”问题等明察暗访，甚至扮成普通办事人员试探窗口服务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