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写中华史被指哗众取宠 回应：未免太小看我

近日，随着《易中天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在香港书展发布，“学术超男”易中天再度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易中天之前曾宣布，将用5到8年的时间完成36卷本的《易中天中华史》。规模如此宏大的著作，易中天是要凭一己之力完成吗？在已经出版的第一、第二卷中，关于那些创新性、争议性的观点，确是见解独到还是为了语出惊人？揣着诸多疑问，北国网、辽沈晚报记者辗转联系到易中天。

关于炒作：我所提出的是“创新性观点”

记者：这次香港书展推出的第三卷《奠基者》，较前两卷有何区别？主要阐释了什么内容？

易中天：《奠基者》系统的梳理了周人的政治智慧。在我看来，中华文明的奠基者就是周，夏和商都是探索者，摸着石头过河，周才是把整个中华文明的基础夯实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文化习俗都可以追诉到周人。

应该说，周人的整个思想体系，背后是一个文化体系，第三卷最重要的内容是把这个系统讲清楚了。

记者：据悉，第三卷《奠基者》中有一个关于甲骨文和金文的独家重大发现，这个重大发现指什么？您对此是如何看待的？

易中天：简单地说，这个重大发现将证明我的一个观点，即周人“以德治国”的政治理念。这是我从甲骨文和金文的反复比较中发现的证据，并且有出土的青铜器为佐证，这个事情我在第三卷的后记中讲述得很清楚。

除非能挖出新的东西来，只要考古学上没有新的发现，就无法推翻我。我的这项研究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很可靠。

记者：您在已推出的第一、第二卷中，有不少争议性的观点，有人认为，您强调这些观点是为了博人眼球，哗众取宠，您以为如何？

易中天：且不说我的观点、见解有多么独到，但起码我所提出的是“创新性观点”。

在已经出版两卷书中，有不少阶段性的，我自己首创的结论。譬如，第一卷《祖先》，是史前史，我分为5个阶段，各用一个字描述：点、面、片、圈、国。而第二卷《国家》实际是世界史，将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进行比较。又比如我之前提到的，女娲不是人首蛇身，而是蛙等等。

至于说我这样是为了哗众取宠，未免太小看我了。我从来没有要靠惊人之语、哗众取宠来吸引人眼球，将来更不会。这些都是我根据很多学者研究的结果推敲出来的结论。

关于风格：态度是严肃的，表述是活泼的

记者：有人质疑您的书是通俗历史读物，而不是严谨的历史学术著作。您如何定义自己的书？

易中天：这当然是一部历史著作。我自己的定位，这不是一部私人史，也不是通史，而是一部轻松好读、引人入胜、气势恢宏的中华史诗。

我想强调，不要用“二元对立模式”来思考问题，非此即彼，非黑即白。这确实需要很高的写作技巧，自己做不到，就不要怀疑别人也做不到。

我想把艰巨的研究工作留给自己，再用读者最能接受的好读的语言表达出来，带给读者轻松、愉悦的感觉。轻松好读和严谨认真不构成矛盾冲突。国外历史学家写的那些人物传记，还有那些通史类的著作都非常轻松好读，而且也很时尚。态度是严肃的，但表述是活泼的，看了书就会知道。

记者：您的书中涉及大量的史料与史实，您如何保证自己采用的史料和叙述的史实的准确性及可靠性？

易中天：关于这个问题，我要多说几句了。我书中所述的所有史料和史实部分，一定是靠得住的。我的史料依据有三种：一种是文献，比如《诗经》、《楚辞》、《史记》、《左传》；第二种是出土文物；第三种是文字，其中后两种最可靠。

在使用这三种证据的时候，如果文献证据与文物证据、文字证据相冲突，我通常会舍弃文献证据，采用文物和文字。

同时还会参考一批资深的、老一辈历史学家，尤其是民国时期的历史学家著作。他们的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学术功底非常扎实，而且都有现代眼光。比如说，我写西周部分时读了两本书，一本是杨宽先生的《西周史》，另一本是许倬云先生的《西周史》。

我的治学原则是，使用证据时不用孤证，孤证是无效的；绝不断章取义，一定联系上下文，搞得清清楚楚才会引用。

我把自己比作奶牛，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但吃“草”的时候是要有选择的，“草”必须是纯净的、没有污染过的。譬如古文字、出土文物和一些靠得住的文献，这些都是质量很好的“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