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文学：三维视角看武昌起义

辛亥革命这场近代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大戏，何以会在武昌首先取得成功？这其中是纯属偶然，还是有其必然的原因？毫无疑问，辛亥革命作为一场发生在现代城市的资产阶级革命，它的成功和武汉的城市早期现代化发展有着深刻的必然联系。清末民初，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开始转型，武汉，因其悠久的商业传统和独特的历史机缘，在这场社会变革中，成为国内工业化、城市化较领先的城市。转型引发了革命，并最终取得成功。

武昌起义，一场具有世界意义的城市武装起义。她超越地域，超越国界，在追求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方面曾经与她们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前辈进行过超越时空的对话；它效法欧美，又颇具创造性地建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当年的革命先辈们曾经进行过充分的理论准备和舆论宣传，他们崇拜法国大革命，鼓吹暴力革命，“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事业，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革命，成为世纪之初的主旋律。他们倡导自由、民主、人权，强调建立“国民意识”，“今日之中国，国民主义之时代也”。武昌起义后建立了鄂军都督府，颁布了《临时约法》，摧毁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不仅开中国历史新纪元，而且在亚洲也属首例。武汉，也因此成为中国乃至亚洲穿透专制制度的黑夜迎来民主共和第一道曙光的城市。

武昌起义，一场有别于传统农民战争的城市革命。她与农民革命的区别不仅仅在于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的不同，而是革命形式、手段、内容、目的的全面出新。现代城市革命的爆发根源与传统农民暴动有着历史性区别。农民起义的目的在于获得土地，而城市革命则意在获得城市管理的权力，推动现代工商业发展；农民起义具有浓厚的“平均主义”思想，城市革命的主体资产阶级则主张保护人权，维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农民起义的最终结果在农业社会旧体制中循环往复，赶跑皇帝自己做皇帝，城市革命的目的在彻底推翻旧制度，创建新文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农民起义的发动手段主要是口号、揭帖以及封建迷信，资产阶级的城市起义则经过了充分的理论准备，通过传播新思想，不仅为革命制造舆论，而且启蒙民智，塑造现代新国民……正是这种全面创新，使武昌起义获得了终结过去，开辟未来的意义：她终结了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的革命斗争样式——农村的农民革命，开辟了城市的市民革命的新时代；她以“武器的批判”终结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明——农业文明与乡村文明，踏上了工业社会与城市社会全面转型的漫漫旅程。

武昌起义，一场改变中国社会运行轨迹的深刻而广泛的社会革命。如同法国大革命一样，这场革命的目的“不仅要变革旧政府，而且要废除旧社会结构，因此，它必须同时攻击一切现存权力，摧毁一切公认的势力，除去各种传统，更新风俗习惯，并且可以说，从人们头脑中荡涤所有一贯培育尊敬服从的思想”。由于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专制制度，中国开始由一个官治社会向民治社会，特别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全面转型。其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体制，为工业化、城市化、城市现代化扫清了障碍，包括武汉在内的中国城市现代化发展面临巨大的历史机遇，中国开启了真正的城市时代。辛亥革命带给中国社会更深刻的变化还是社会文化领域，从此，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开放与改革成为世纪性主旋律。一个民主、法治、开放的中国在辛亥百年后崛起于东方，融入世界民族之林！

武昌起义，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不仅是一个革命历史事件，更是一种全新的现代文明形态……(涂文学，江汉大学城市研究所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感谢武汉美术馆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