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乃珊：爱一座城市，就会爱这里的方言

原标题：程乃珊：爱一座城市，就爱这里的方言

若你选择这个城市，却不会讲这里的方言，犹如你爱上一个人，却读不懂他(她)的内心世界，要融入其中，谈其何易？

中国地大物博，方言自然大相径庭。辛亥革命首届国会大会通过以北京口音为基础的语言为国语。从此南腔北调有了规范统一的语言。据史载，大会有过剧烈争论，辛亥革命以孙中山为首的先驱多为广东人，革命成功后通常都为政体中的实力派，是次会上几乎一面倒要以粤语为国语，多亏孙中山深明大义---有九音发声的粤语要向全国推广难度有多高！他力排众议，说服众人跳出狭隘的地方观念，最后以一票之差，确立了以北京话为基础的国语。

与今日普通话相比，国语带更浓郁的北京口音，故老上海也称国语为“京片子”。老上海人很少讲得一口标准的京片子。1949年之后，大批讲北方话的南下干部来到上海。幸亏有了国语(当时尚不称普通话)，“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在一起”的民众可以方便交流了。想当年欢迎解放军进城、新旧政权的交接接管、配合解放军维持治安⋯⋯哪一样不需要国语？

语言的功用远不只是作为沟通工具那样简单，承载着时代人文的折射和价值走向：新中国诞生之际，上海青年学生包括厂企积极跟上时代步伐的积极分子都拗着舌头认真讲国语，特别有些新名词如“基本上”、“客观上”、“务虚”、“自我批评”等在上海方言中还真找不到！当时一身蓝布装一口国语，是积极上进的进步青年的象征，新中国青年最时尚的表现。一如《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女特务曲曼丽，为冒充爱国学生，一身白衬衫蓝布工装裤白帆布鞋，她当然讲国语，否则如何与好八连战士对话？此银幕形象是有历史依据的。

50年代以后，上海人已习惯了一讲到新名词就要用普通话，在单位里也要讲普通话以示正规，以致上海人之间一旦讲普通话，就显得十分严肃，坊间戏称为“开国语”、“打官腔”。那时上海人上班上学讲普通话，在家邻里亲友间讲上海话。

讲普通话是为了沟通交流，讲方言，则是本土文化的集体回忆，是文化身份认同的源泉，是我们的文化之根。遗憾的是，今天的上海人，让孩子六岁学英文，小学最好能上外语学院附属的学校，中学送孩子上强化英语口语班，一心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唯独不担心，今天孩子们已不大会讲上海话了！固然，这不会影响孩子升学考分，也不妨碍将来进大公司大企业，但是，如同大桥桥基的沙土在悄悄流失，文化传承的神髓日显单薄了。

如今上海人的地方戏曲不仅演员青黄不接，连观众也后继无人，这与当今年轻一代不会讲沪语密切有关。随着上海户籍的开放，全国各地人才都涌入上海，充实着海派文化。然如若我们的乡土文化基础不够扎实，包括我们开始淡忘了世世代代都在讲用的上海方言，海派中缺乏了那个“海”字，海派文化还剩下了什么？

无可否认，语言歧视肯定有。一是出于本能的排他性，源自远古时期人类的自我保护。而方言，是识别异己的最清晰的标记。另外，当一个区域的经济文化呈强势时，该地区的方言就更易为人接受甚至仿效：如同旧时上海话，都会带几丝苏州口音；而来自相对贫困地区的方言在他乡更易遭口音歧视，如老上海对苏北口音的歧视。包括改革开放前的香港，对操普通话的内地人也十分歧视，唯独对讲上海话的不敢怠慢，那是因为40年代末南下的上海人多非富则贵，一度在港式粤语中，“上海人”就是有见识有铜钿的潜台词。即便如是，向来自恃甚高的上海人移居香港后，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为了生存，为了融入新环境，不得不拗着舌头学广东话。

改革开放后，内地人财大气粗，操普通话的成为香港旅游业最大的客源。不少香港白领工余苦学“刨冬瓜”(普通话)，为应付越来越多与内地的交往和沟通⋯⋯不过，内地新移民若要融入香港社会，还得努力学习粤语。

同样的道理，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以普通话沟通不成问题，但若你选择这个城市，却不会讲这里的方言，犹如你爱上一个人，却读不懂他(她)的内心世界，要融入其中，谈其何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