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村：隐于市井见证武汉建筑工业化的开始

相比起早期里份住宅，建于80多年前的洞庭村在建筑材料和装饰风格上更为先进，工业化生产在近代武汉建筑上的运用，以及西方元素与中式结构的融合更能一眼瞥见。

貌似一样的红砖房

却各有各的不同

从南京路往江滩的方向走，在鄱阳街和洞庭街之间，面向街道各有一个对外的门牌，这就是洞庭村。洞庭村因“洞庭街”而得名，一条巷子贯通两条街道，在汉口现存里份中保存完好，在洞庭街方向的入口处可以见到标有“武汉优秀历史建筑”的牌匾。

走进洞庭村，红砖、青苔、门楼、木窗扑面而来，南京路的车来人往顿时被抛到脑后，时空停转，整个世界仿佛一下子变得清净了。一辆黄色小车不合时宜地停在一号门口，一位中年妇女径直穿过我的镜头。这里的居民许是见惯了前来探寻老屋的来客，对于陌生人的闯入并无警惕。

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来过，几年前与好友在武汉穿街走巷，大大小小的里份、公馆、旧宅、老街也见过不少，平常路过也会特别转到村里“经过”，可是镜头下的老屋和在这春日的下午里，依旧叫人着迷。

洞庭村里看起来是一律的红砖房，仔细端详也能发现，各有各的不同。像是一号的窗户与对面的虽均为木质，窗棂图纹却不一样，一边是传统的中国如意图纹，一边是几何图案。而再往里走一些，便能见到从门楼到结构，材料和装饰都不相同。偶有老居民见我在此研究，也不吝啬与我细说，“因不同人家所建，这里很多房子都不同，你能见到一样结构的都是当时一个人所建的。”

西式外观

中式核心

洞庭村建于1930年代，西段由胡、宋、蒋三家投资合建而成，原名“同福里”； 东段由张、季二姓合资建成，因邻洞庭街而名“洞庭村”。因两条巷弄紧邻，“同福里”和“洞庭村”于1967年合并成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洞庭村”。

据资料记载，胡、宋两家原为医师世家，其前人均出自于一所医学学堂——汉口大同医学校。洞庭村一号户主为胡家兴医士，在汉口大同医学校的同学录上，专门登载了胡医士于1912所得由黎元洪颁发的一枚银牌奖章的照片，证书上记载胡医士在武昌首义时对民军的帮助和奖励。洞庭村二、四号的户主是宋士醒，湖北天门人，也是汉口大同医学校的学生。当年在此选地盖房，总共用去4、5万元银元。胡、宋、蒋三家合资建房后，起名“同福里”，寓“有福同享”之义。“胡、宋、蒋三家合资建房时，不但三栋房屋的结构样式相同，二、三楼的阳台、回廊也是相互连通在一起。”回忆文章称，当时人们常通过这些阳台串门嬉戏。

洞庭村长百余米，原属于高级里份式住宅，由于建成时间稍晚，相比起早期的里分式住宅有很大改进，如三层结构，附设晒台与阳台，房间内部独立性也有所增强，建筑材料与装饰风格均选用当时最为流行的式样，经久耐用，精细时髦。

1954年武汉大水

这里也没有淹过

现年已经80多岁的刘奶奶带我进家里，推开黑色木门的瞬间，眼前这浑然自得的景色和结构不免还是让我瞠目结舌。门内是一方小小的天井，院子正中间垂吊着四盆兰花，中间几盆绿色植物那么鲜亮，仿佛把突然把这迟到的春天也叫醒了。

院子前方两根大的立柱撑起三层结构，东面被改造为厨房与杂物间，北面是卧室。“房子空间很高，有四米多”，厨房和杂物间均隔成了暗楼。老奶奶把鞋子摊放在院子一边，抢着这偶然得见的阳光，一些衣物零散地挂在吊下的晒衣架上。“搬到这里有五十多年了”，刘奶奶当初跟着爹爹一起搬来，几个孩子都在这里出生，现在有一个女儿还在这里与她同住。“像这样的天井在洞庭村就这一家，其他的都比较小。”

不远几步，一个门楼再次吸引了我，有一户人家门楼比其他都要宏大，拱形、上面刻有繁琐精细的雕刻图纹，外墙上只有两个小小的八角形窗，像极了教堂。门前悬挂着大红灯笼，似乎要提醒你它的功能与所在。与许多老里份里的悠然自得一样，巷子里沿路晒满了被子、床单、鞋袜、衣物，小孩子在五颜六色中穿来穿去，眼见前方一股热气腾腾地冒着，某家门口摆着小吃摊，无人看守，大概老板住在这里，准备出门摆摊了。

在洞庭村的另一头，我遇到住在这里的吴师傅。今年60多岁的吴师傅从小在洞庭村长大，父亲是老红军，曾参加1933年长征，后来在统战部门工作时带着家人住在这里。吴师傅兄弟姐妹六人，住在60多平米的屋子里，“当时虽很挤，条件也并不算差”，吴师傅很怀念那时候里份里邻居之间热火的热闹劲，小孩子都走门串户的，玩得不亦乐乎，“当时住在这里的都是政府机关干部、军人、银行家、律师”。周围环境很好，他指着家门对面稍崭新一点的粉刷房子，说那里最早是季家的花园，1950年代才盖的房。“现在住在这里的老人也就这么几户了，许多都是后来来的租户。隔壁那家，孩子要接出去住，都不愿搬走。”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只见二楼阳台上绿色蔓延。

从洞庭村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是在下坡，跟进入时在上坡一样。原来这里地势比街道稍高，排水很好，几乎从不会淹水。“1954年武汉大水的时候，这里都没有淹过”。

洞庭村见证武汉

建筑工业化开始

“这类里分式建筑有着西式包装的外观，又有着中式的庭院式结构，是近代武汉城市形成的重要见证，也是建筑工业化的直接体现。”从小在里份里长大，现在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任教的万谦教授认为像洞庭村这样的里份，在近代城市形成中的影响不可忽略。

“早期的民居多是单层庭院，门窗、栏杆都是传统的手工制作；像这种多层结构、门面、廊柱是典型的西方元素，水沙石、机制砖等各种机械化生产材料显示其是工业革命后的新产物。可见，城市建设在当时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

曾为武汉近代建筑做数字备忘录的翟跃东先生在其《千年未有之变——武汉近代建筑备览》一书中提到武汉近代民居的演变中曾说：当代房地产运动的主要建筑形态在近代武汉全都出现过，生活眼中，建筑是历史动词，空间状态自行应变。

“传统的本土民居如‘鼓皮房’，全木构阁楼建筑，柱、梁、檩条、楼梯、楼板甚至凉台望窗都是木质，墙壁由极薄的木板钉合，轻薄平展犹如鼓皮，手一敲”嘭嘭作响“，不隔音也不隔热，居住条件差，却是商埠时期城市重要的构成中坚；在洞庭村一户人家天井里，我们见到满墙的‘阜成砖’，这是首次在汉使用德式窑烧制的红砖红瓦，机器生产取代手工制造成为必然。在被卷入城市极速扩张的房地产运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由专业设计师设计并由营造企业施建的里份是最能代表城市都市化进程的，近代武汉的建筑肌理可以循见，根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