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里份的由来及演变过程

里份的含义

在武汉的地名中，“里”这个字眼出现的频率相当之高，兴仁里、南成里、天兴里、国泰里、新甲里……“里”这一概念最初是指民户居处，古来便有“比户相连列里以居”之说，乡里故里、里闾、里巷由此源之。之后，里成为一种行政组织与区划的概念。《左传》中有文字曰：“里，居也，二十五家为里。”随着时代的变迁，“里”所代表的量化内涵也有所不同。春秋时，“一里为八十户，以有治事才者为里正”；明代的一里又改定为一百户。北宋王安石因强制征兵推行保甲法，以十家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家有两人以上即有一个选为保丁，即被征为民兵。至此，里的户籍编制概念即被取代，只是用作地名。到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在我国很多地方普遍建造了一种多栋联排式住宅，以“里”为街坊单位，以“弄”、“巷”为组织结构的居住单元。各个城市对这种居住形态的称谓不尽相同，上海称为“弄”，而武汉则通常称之为“里分”、“里巷”、或是“里份”，“份”是武的方言，意思是小范围的居住区域。里份中的道路则称之为“巷子”。在里份的不断演变过程中，里份的内在含义和外延概念在众多文献资料和新闻报道中不太确定，摇摆在住宅单元和住宅单元组成的整体社区之间，为了陈述明确，因此在本文中将里份建筑的概念统一为单体的住宅单元，将里份的概念统一为住宅单元形成的整体社区。

里份的演变过程

民居是一个城市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群落，是一个城市最显著的标签。如果北京只有故宫，没有胡同，它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古都。同样，武汉如果只有江汉关的优秀近代建筑，没有里份，它也不能真正体现一个历史文化名城的价值。武汉的里份按其时间发展的脉络来看，分为五个时期：传承时期、再生时期、兴盛时期、衰败时期和重生时期。

传承时期：古代“里”的建设（唐代—1860年）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唐代大中商业城市再次大量出现，但这并没有打破城市固定、僵化的城市市场管理制度。市场在城市规划中还是被置于一个特定的区域，设立市管，定时交易，不可逾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定。而且随着封建统治的加强，城市居住区了开始模仿市场管理制度，里变为坊，四周环以围墙，设置管理人员，定时出入。唐长安、洛阳两城的兴建，将上述坊市制度发展到顶峰。武汉最早的里出现在唐代，与中国里坊制居住形态的成熟期处于同一时代，当时的里主要集中于市场中心周边，多为世家居住之用。布局多采用传统三合院、四合院对称布置的形式。

再生时期：近代里份的产生（1861—1910年）

在中国工业化的初期，工业化和城市扩张吸收了大量的农业人口，使之转化为工人。他们在工厂的外围用草席、木板、竹杆和石块等简易材料修建成简陋的工人居住区，形成大面积的棚户区，这促成近代里份建筑的出现和发展。1861年之后，帝国主义依据不平等的《天津条约》，辟汉口为长江对外通商口岸，英、俄、法、意、日相继建立租界，这在两个方面影响了武汉的民居建设：一是西方的建筑手法与技巧大量传入武汉，冲击本土的建筑文化，许多西方的建筑片断和建筑语汇出现在古老的中国民居建筑中；二是汉口成为通商口岸，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引发了人口的急增，房地产业也随之应运而生。兴建里份建筑的第一次热潮在这一时期到来，据武汉地方志记载，当时大量的房地产投资者在毗邻租界的商业地带大兴土木，简易的住宅。这些住宅一般为三间两厢或两间一厢，没有厨房和厕所，更不用提细部的环境设计，但是这类建筑因其造价低、建设快，满足房产开发商的经济利益和居民对低层次住宅的大批量需求，因此得以迅速发展。如1901年前后建成的生成里、德兴里、海寿里、新昌里，1902年1905年建成的长清里，1908年后建成的泰兴里、如寿里、永康里、三分里、四成里。这一时期的建成的里份由于近一个世纪的失养失修，其居住条件严重恶化，很多已经基本无法辨识其应有的历史文化价值。

兴盛时期：近代里份的兴建（1911—1937年）

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武汉的里份进入了全面兴盛的时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14—1918年间，里份建设主在集中在今天的江汉路、南京路一带，这些里份规划较好，建筑多为二层小楼，外观整齐、里份内的通道宽敞、生活设施齐备，建筑为单元联排式，中间是堂屋，侧面是正房，后面有楼梯及厨房，有的还有后院。第二阶段从1918—1930年间，武汉建造了35个里份，约2000多栋建筑，标志着里份建设进入一个全面兴盛的时期。自1917年华商总会的买办们发起建设模范区，大规模建设了一大批砖木结构或混合结构的里份建筑，辅堂里、坤厚里、昌年里、永贵里、积庆里均在这一时期建成。这些里份围合宁静、户型标准多样、建筑质量统一、基础设施配套、空间灵活多变、社区文化浓厚、邻里关系密切，成为武汉近代里份建筑的杰出代表。第三阶段在1930年之后的几年间，汉口特别市政府颁布了较为严格的规划与建筑法规，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近代行政管理体制，对城市建设实行较为全面的综合管理，里份的建设进入一个规范化的时期。洞庭村、金城里、同兴里、大陆坊、江汉村等一大批优秀的里份都在这一时期产生，在这些里份中，不同风格的建筑房屋，中式石库门、土库门、欧式小洋楼以及中西合璧的门楼应有尽有。石库门的门头装饰大多采用传统的花鸟虫鱼图案，高雅而不失富贵气派。住宅内的局部装饰也很细致，一些木制门窗为格子窗，窗子下半截镶条环板，做工精细，花心及腰华板的装饰采用中国传统的建筑花饰图案，精致的木栏杆体现出传统民居精巧、素雅的装修风格。这些不同风格的建筑特点构成了里份的建筑文化，也构成了一段历史的记忆。

衰败时期：近代里份的衰退（1938—1949年）

1938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全中国处于动荡不安的境地，到1949年武汉解放前夕，武汉的里份建设处于完全停滞的状态，不但没有新的建筑产生，反而被炮火摧毁近万幢建筑，同时为了适应备战的特殊状态，大量的简易棚户房又开始出现。到1949年武汉共200多条里份，里份建筑3000多栋，是老汉口商业区民居和商铺合而为一的独特市井景观。

动荡时期：现代里份的改造（1950—至今）

从建国以后到今天，很难给武汉的里份发展状况做一个界定，它的经历和我国其他历史性的文化名城走过的道路几近相似，有过对保护它的呐喊，也有过切实的保护措施，但是我们还是不无遗憾的看到，1949年尚存的208条里份到2001年仅剩下140多条了，它们以惊人的速度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也带走了历史。连武汉最大的里份华中里也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被全部拆除。

老汉口也有“路”，也有“街”，但最令人留恋、最有味道的，当数里弄，汉口人叫“里分”。里弄式建筑风格，是随租界的产生而由西方殖民者带进来的。汉口的里弄，大约起源于20世纪初，鼎盛于20世纪20—30年代。有案可查的第一条里弄——新昌里现已不存。著名的地皮大王刘歆生在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傍边，于1901年修成生成南（北）里，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修筑佳丽广场大楼才拆除，甚是可惜。

里弄式建筑一经风起便盛行一时，它不同于早先在武汉这块土地上形成的江夏民居风格，是欧洲楼房式建筑和中国庭院式风格融合的产物。它的大致格局是：一条小街道贯通整个里分，两边相对排列着整齐的两排楼房，一般都是二层小楼，楼房被分割成几个至十几个不等的单元，每个单元门均朝里分内的小街，小街既是里分的通道，也是小街居民活动的场所。小街两头均通向里分外的马路，高档里分的小街口通常都有牌坊，上面注明“XX里”。

里分也是分档次的。早期的、或者中国人自己建筑的里分，一般比较简陋，砖木结构，无天井，无厕所（中国人对入厕向来不重视的），笔者的一个朋友原来住在交通路的保成里，我们到他家做客，都是在家里安个帘子，男女都在一个桶里方便，可怜等客散之后，再劳烦朋友亲自拎到公厕。采光很差，逼仄的木制楼梯，黑暗曲折。高档的里弄则具备完全的现代生活设施。小街上有铁制的雕花路灯，坚固的石库门，进门后是一个小巧的石砌天井，两边厢房，中间客厅，厅后是精美的雕花楼梯通二楼卧室，一楼一般是水磨石铺地，二楼是红漆的木地板，一般都外伸的阳台，阳台或是铁制或是水泥的栏杆，都有很好的花饰。室内空间都很高，有高大的窗户采光，有完善的卫生和厨房设施。比较代表性的有；江汉村，大陆坊，洞庭村，联保里等。

低档里分里，一般住的都是小职员，小作坊主，甚至戏子、妓女等等。高档里分里，一般住的是：外国在汉的职员，高级买办，银行职员，大资本家，律师等等。他们一般衣着光鲜，先生们或西装或长衫，太太（女士）们则通常都是旗袍、高跟鞋，走在里分的小街上，作风摆杨柳状，也算老汉口的一道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