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青年女作家群体创作：独特而亮丽的文坛风景线

纵观新世纪湖北文坛，不难发现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这便是湖北青年女作家群体的强势崛起。

纵观新世纪湖北文坛，不难发现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这便是湖北青年女作家群体的强势崛起。姚鄂梅、阿毛、华姿、王芸、李榕、王君、苏瓷瓷、童喜喜、郭海燕、望见蓉、汪静玉、千里烟、邹君君……这一个个才情充溢、各具异彩的60后、70后与80后青年女作家，已经组成了湖北文学队伍的新方阵，昭示了湖北文学的后继有人。她们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散文，不仅大量在《人民文学》、《收获》、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国内顶级期刊、出版社刊发出版，而且连续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散文选刊》等转载，或入选中国文学排行榜，产生了全国性的反响，为湖北新世纪文学的繁荣做出了贡献。

在新世纪短短十多年间，湖北青年女作家能够取得如此骄人的实绩，除了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之外，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应该归结于她们创作思想的日渐成熟与她们对文学本质的准确领悟。在她们那里，文学摆脱了无病呻吟的习气，变成了植根生活厚土的坚实之果。她们果断地让文学的笔触跳出一般儿女情长或闺阁私情的樊篱，走向了大千世界与五彩生活，因此获得了广阔的天地。她们的作品浸透着如水的柔情，但却超越了一般意义的性别叙事尤其是身体叙事。她们写女性，关注女性的情感和命运，但意义常常超出了女性生活的范畴。

多姿多彩时代生活的投射形成了新世纪湖北青年女作家文学作品繁富、厚重与坚实的主题。首先值得肯定的是她们作品中对人生理想或精神价值的不懈追求。在日益高度物质化的时代，功利主义畅行其道，理想主义似乎无处存身。然而，姚鄂梅的长篇小说《像天一样高》却在重温八十年代中执意让精神贵族重登新世纪的生活舞台。作品中的康赛、小西离开内地、避居西部边陲、把写诗当成神圣追求的举动，与其说是在做文学梦，不如说是追求精神的纯净与生活的信念，是在像《瓦尔登湖》作者梭罗那样选择一种宁静淡泊的生活方式。尽管这样的追求显示了理想与现实不可调和的矛盾，以致无法善始善终，但却通过对世俗利益与精神自由的烛照彰显了理想主义的高贵。文本的背后是一场人生意义的思辨，也是对功利主义与物质主义的隐形反拨。她的中篇小说《穿铠甲的人》有着类似的书写，表达了类似的主题。宋小词的长篇小说《所有梦想都开花》作为“青春体”小说，一个重要的关键词正是理想，而青年人的理想，就像植物一样等待开花结果。

与张扬理想相对应的是一批关注现实生活的作品，这批作品以对时代脉搏的准确把握，显示出湖北青年女作家对生活敏锐的感受力以及思考生活的深刻性。它们写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与时代剧变中的挣扎，却更注重凸显他们抗争命运、战胜人生困境的坚强品质，给读者一种感奋的力量。王芸的短篇小说《日近黄昏》之所以入选中国小说排行榜，是她通过一个抗癌警察的平凡故事，诠释了一种面对生活挫折与灾难不屈不挠的人生信念。她的中篇小说《黑色的蚯蚓》和《虞兮虞兮》书写下岗女工的生活，写她们在职业、婚姻、家庭与情感上遭遇到的各种矛盾、挫折乃至不幸，写她们内心的挣扎与情感的痛苦，着力表现的却是女工们搏击生活风浪的努力，对生活永不放弃的态度，对家庭、对社会与对自己责任的承担。无论樊松子还是余熙，都是如此。“就像断成两截的蚯蚓，痛过之后，再活出两倍的生命。”这样的话，正是樊松子们超越人生苦难、抗争命运与重获新生的真实写照。王君的系列中篇小说《香精》、《我不是强奸犯》、《关闭》在对她熟悉的商海生活等书写中，融入了她对经济生活与底层生活的观察与思考，对人性复归的呼唤。

同样写现实，另一些青年女作家的作品却以浓厚的“介入”意识显示出其强烈的现实指向性与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她们运用文学的“镜头”，勇敢地对体制的僵化、人格的分裂与习俗的丑陋等不合理现象进行“曝光”，实为勇气可嘉。苏瓷瓷的短篇小说《李丽妮，快跑》表面上是一个精神病院护士善于跑步的故事，实际却是对精神病院管理制度松散、医护人员责任意识淡薄、医疗事故频发现象的大胆质疑，拷问了当下的医疗体制，也拷问了正常人的理性与医护人员的良知。童喜喜的儿童小说《嘭嘭嘭》有意通过儿童的眼光，去无情地撕开成人的“面具”，让虚伪的成人世界在童真的儿童世界面前无处遁逃。如果按照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说法，对历史的书写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现实书写。望见蓉的长篇小说《首义铁血路》在纪实与虚构之中还原辛亥革命历史风云，这种大历史的书写正是以服务改革时代的政治生活为现实出发点的。王芸的散文集《穿越历史的楚风》，通过与历史文化名人的对话显示了对民族文化与历史的智性反思。

对湖北青年女作家来说，对女性情感生活的书写体现出她们的爱好与优势，也是吸引与打动读者的一大法宝。这方面作品，她们创作起来驾轻就熟，得心应手。童喜喜的长篇小说《爱乱了》、望见蓉的长篇小说《爱情斑马线》、千里烟的长篇小说《我和母亲的情人》、汪静玉的小说集《邂逅天堂的后窗》等，均有一定代表性。但这些作品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们没有停留在表层的情感书写，而是深入到对人生幸福与意义的哲理思考，着意于对生活现象的文化追踪。李榕的中篇小说《深白》写女医生高飞与沈心的情感经历，涉及了现代都市女性爱情、婚姻、家庭、事业、交友等多方面生活场景，歌颂了都市女性自强不息的精神。阿毛的长篇小说《谁带我回家》指出女人在取得事业成功之后，还需要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这是对女性解放命题的否定之否定。宋小词的中篇小说《天使的颜色》讲述了一个女儿帮助父亲抗癌的故事，或一个女儿行孝的故事，作品张扬的不仅仅是亲情与孝道，尤其是“对生命的尊重”，是一种精神立场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