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重镇，缘何未形成“汉帮”

历史上有闻名全国的晋商、徽商，近代又有宁波帮、广州帮等独立的商业流派产生。湖北人虽然热衷于商业，汉口商业也很发达，但却没有“汉帮”。湖北黄州帮、咸宁帮也有一定的名气，但武汉的本地商人却没有形成闻名全国的“汉帮”，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明清以来，晋商以票号闻名全国，徽商以徽盐、典当称雄大江南北，宁波帮、广东帮经营有优势的是近代五金机电产品，以及有地域特色的海味、广洋杂货等。汉口主要是移民城市，商业主要被外地人把持。

清代汉口商业的“八大行”中，徽商在盐、当、米、木、棉花、药材六大行业中占有极重要地位。晋商、宁波、广东商帮等也先后占领汉口市场，本地势力很薄弱。德国人利希霍芬对湖北人有个评价：“湖北的居民主要是农民，其商业委之于山西人和江西人，运输业让给了浙江人和湖南人。”湖北虽有黄冈、天门、黄陂、咸宁等地商人在汉口市场打拼，但没有形成地域性集团性优势。湖北商人也有向外拓展的精神，行商于四方，天门商人甚至侨居到海外，但没有形成类似“徽商”“晋商”之类的“汉商”流派。

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主要是湖北武汉商人经营商品的业务没有形成规模优势。徽商、晋商闻名，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在一些比较固定的行业形成较大规模的优势。如山西太谷县的曹家，到道光、咸丰时期，已成为在全国开设商号640余座、资产高达1200万白银、雇员37000人的商业巨族。清道光年间，山西平遥县创办了全国第一家专营存放款和金银汇兑业务的票号——日升昌，到咸丰年间，日升昌在全国各省城市设分庄多达75个。从日升昌，山西平遥、祁县、太谷三大票号帮先后在北京、天津、武汉等全国70多个城市设立了400多个分号，甚至在日本东京、大阪、神户、俄国的莫斯科、南亚的新加坡都设有分号，吸纳了上至税收、军饷等公款，下至官吏、绅富的私款等全国大部分的财富，基本上垄断了全国的汇兑业务。

而诸如黄州帮、咸宁帮都只在省内有名，不能再全国叫响。虽然有“无陂不成镇”的说法、但汉阳府黄陂人主要从事小手工业，小工匠多，黄陂商人没有形成独立的商帮。天门人闯到南洋搞一些什么三棒鼓、挑牙虫之类的营生。武昌府咸宁帮主要经营竹木、茶叶，但经营规模赶不上湖南帮。黄州帮主要是由黄州府麻城县的商人经营湖北的棉花贸易。棉花贸易是湖北商人居支配地位的极少数贸易项目之一，但在全国没有达到行业垄断优势地位。

武汉商人总的来说还有经营方式的差异。晋商实行股份制、连锁制。这种较为先进的商业经营模式，不仅扩大了晋商自身的经营模式，也增强了晋帮商人在同业中的竞争地位。武汉商人基本上是个体单干，分散经营，不仅缺乏地域性、全国性的商业网络，即使在同一个地方的武汉商人，也大都是老死不相往来，有时遇到利益纷争时甚至“窝里斗”。

当然，武汉商人也没有一致的商业理念。徽商的儒商色彩很浓，“取礼好义”，“以义取利”。晋商讲诚信，山西人特别崇尚关公的诚信义气。广州、宁波商人勇于承担风险，热衷于投资产业。湖北包括武汉商人多半喜欢做些诸如“赚过手钱”之类的投机买卖，商界对其有“精明滑巧”的评价。

武汉人背靠长江，面对汉水，可以说是两江水养育了武汉人，武汉人过去一直靠码头为生，因此外地人称武汉经济为码头经济或码头文化。在码头文化的熏陶下，武汉人大多有一种漂泊感，因此在做生意中产生了一种投机行为，什么都想干，什么都干不长，往往成不了最后的胜利者。这几年武汉出来的品牌特别多，但是这些品牌，属于流星的比较多。

武汉人缺少不安于现状、执著、具有创新精神、能承受风险等基因，而这些基因恰恰是当今中国富人具有的共同特点。

不东不西的武汉既赶不上东南沿岸的优惠政策，西部大开发又挂不上钩，长期滞后的体制，导致武汉人观念的落后。随着中部崛起的号角吹想，武汉人开始意识到：武汉什么都不缺，天时、地利俱全，唯独缺少人和缺少的是改革开放的创新精神，缺少的是“舍我其谁”的风险精神。武汉经济发展滞后是被自己打败的，是被思想打败的。武汉人思想比较保守，观念比较陈旧，缺少敢闯敢干的风险精神。这是长期身居内陆的环境造成的，是竞争机制滞后造成的，武汉商人是否该觉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