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遗体捐献调查：多数申请最终未能如愿完成

“遗体捐献”这个概念，现在已经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接受，很多人也凭着一份爱心和信念，选择在身后将遗体捐献，选择让自己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他们捐献的遗体对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也深深地感动了身边的所有人。但记者也发现，相比提出遗体捐献申请的人数而言，真正实现捐献遗体的人数很少。这样的反差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

   现状报名的多成功捐赠的少

在蓟县元宝山陵园，有着这样一个纪念园，园中的“奉献碑”上镌刻着397位遗体、器官捐献者的名字，其中有天津遗体捐献第一人、天津医科大学创始人朱献彝教授，也有普通的工人、农民。每一个名字都代表了一份无私奉献的精神，每一个名字背后都牵动着一个甚至几个家庭的心。在这些捐献者用一份顽强的信念，选择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以另一种方式存在，有人说这是一种超越生与死的大爱，有人说这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另一段生命的开始。这些遗体捐献者用自己的一纸公证书，做出了人生中最重大也是最无私的决定之一——遗体捐献。

对社会而言，遗体捐献对社会医疗卫生事业有着极大的贡献，其主要用途是用于医学研究。上世纪80年代，上海市率先开展了遗体捐赠工作，随后，广州、北京、天津等城市也陆续跟进，近年来，遗体捐献在中国许多城市逐渐被接受。虽然这397位勇士敢于打破习俗捐献遗体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本市医学教育和研究中人体解剖学标本过于紧张的状况，但遗体捐献数量缺口仍很大，相较于提出遗体捐献申请的人数而言，最终真正实现遗体捐赠的人数，只是微乎其微。

故事几经波折捐献终未如愿

身患癌症晚期的老张已经放弃了治疗，55岁正值壮年的他，1.8米的大高个儿被突如其来的病魔折磨得瘦成了一把骨头。颤巍巍的手在遗体捐献申请表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手一松，笔就掉到了地上，老张的嘴角却浮上一丝心满意足的笑容……采访的过程中，记者听到了老张的故事。

十多年前妻子离婚后走了，老张独自一人将儿子抚养长大，好不容易攒钱买个小房子，看着儿子成家娶了媳妇。好日子还没过上2年，去年春天，老张被确诊为胃癌晚期，发现时癌细胞已经扩散了。

那段日子，老张都是一个人去医院治疗，他不想让儿子看见心疼，也不愿意看到亲朋好友怜悯的眼泪，老张说，自己的病自己最清楚，好在还能动，吃喝拉撒就都是自己来，走到最后了他只希望坚强地走完最后每一步，维持住生命最后的尊严。停止了全部的治疗之后，只在疼痛得实在无法承受的时候，他才到医院去开些止疼药，粥、止疼片、安眠药，基本上是他的日常必需品了。

与癌症斗争了整整10个月，老张经过了两次放化疗，无奈治疗总是赶不上癌细胞扩散的速度，“那滋味真不好受，好像有成千上万的蚂蚁在你的骨头缝隙里啃食。”老张说，治疗的日子他一点不愿回想，当初只是为了儿子打算搏一搏，多陪伴他一段时光，可很快家里的存款都被散尽，最终他还是决定放弃治疗了。

一个人拉扯孩子，又买了房，老张手里实在没有什么存款，治疗的10个月里，医药费加起来也花了将近15万，这里面除了自己的存款，都是亲戚、朋友和同学为他凑的，攥着大家硬塞在手里的捐款，老张总想着怎么才能还回这份情！“别人的帮助我可能没有机会报答，我是否还能为别人做些什么？”老张说，这个念头从去年起就一直在他脑海中盘旋，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医院里听到护士们谈起遗体捐献，他想着虽然自己身体有病不能捐献器官移植，但是总有医学解剖、研究的价值吧，今年春节前，他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到医科大学领取了表格，拖着疲惫的身子进行了公正……直到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今年3月，老张撒手人寰，他的骨灰被放置在第二殡仪馆里，家人并没有及时联络医科大学去领取遗体，“当初申请捐赠的时候，我就不同意，是因为不忍伤了老人的心才勉强签字的，谁不希望父母入土为安，我怎么忍心把老人送去解剖呢！”老张的儿子坚持说，父亲是因为生病后对大家的帮助有所歉疚，一时激动才做出的这个决定。

得到老张去世的消息，已经是一周之后了，当初帮助他办理遗体捐赠手续的志愿者小王告诉记者，办理了所有捐献的手续和公正手续之后，无论是医科大学还是红十字会，就只能等待捐献者去世，亲属子女来联络他们，再前去领取遗体，并没有办法去约束对方履行承诺，所以如果子女不是特别理解全力支持的话，很有可能办理了捐献手续，到最后却没能真正捐献成功。

 声音把爱传递需要更多支持

医科大学解剖室的袁武老师介绍，总的来说，近两年医科大学收到的遗体捐赠数量还是呈上升的趋势，而且不同以往的是，捐赠者从刚开始的以教授、领导为主，开始发展为低收入人群捐赠者逐步增加。

“以前我接到的都是老师、教授和领导比较多，红十字会的人也比较多，近几年有很多的普通市民捐赠。”多年从事遗体捐献工作的袁老师感慨地表示，不止是捐赠者的身份有所变化，在数量上也比以往增加不少，以前平均每年只有20具遗体，而今年才半年就已经有了15具捐赠的遗体，不得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增长幅度，“这说明我们的社会在遗体捐赠方面逐渐地开明了，普通民众捐赠和奉献的意识提高了。”

袁老师说，医科大学是培养医生和医学科研人才的地方，而解剖课是教学中最重要的课程，离不开遗体捐献者的支持，“原本的教学要求是8名学生用一具遗体进行学习，现在捐献的遗体多了些，学生就能够多多上手，深入接触解剖研究，学生受益了，将来就是去医院看病的社会大众受益。”他说，由于法律规定是不允许买卖的，所以如果捐献的遗体数量不够教学使用，就意味着学校必须去其他院校，甚至是外地院校请求教学支援，这样的开支算下来是非常庞大的，而且很有可能其他院校也没有足够数量的遗体可以支援。

由于解剖学的特性，医科大学要求遗体捐献者的亲属在捐献者过世后的24小时内通知医科大学，再由他们前往领取遗体，很多家属并不清楚这一规定，也造成了很多延误和不必要的麻烦，袁老师希望捐赠者家属能够正确对待、支持捐赠者的愿望，更多地去了解遗体捐赠的流程和规定，让每一份捐赠的意愿都成为现实。

 家人难以冲破观念捐献意愿执行没保障

    “捐遗”缘何留遗憾爱心面前“四道坎”

    编辑动机

目前，本市遗体捐赠工作主要有天津市红十字会、天津医科大学以及天津遗体捐献志愿者宣传小组主持。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遗体捐献志愿者的队伍中来，但是真正完成捐赠的人数仍然很少。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家人反对、客观条件有限等一系列原因，让遗体捐献工作陷入两难的局面。

  原因1 申请过程不算简单

对于很多有意向想要捐献遗体的人来说，第一步要做的工作就是提出申请。记者从“天津遗体捐献志愿者宣传小组”了解到，目前，办理程序可以归纳为“领表、填表、公证、送回”这四步。虽然过程听上去并不复杂，但几位曾办理过此项申请的人却表示，这过程并不“省事”。

捐献者首先要前往天津医科大学教务处、天津市红十字会或是通过天津遗体捐献志愿者宣传小组领取一张《天津市公民生前志愿捐献自身遗体申请登记表》，也可通过网络进行下载。然后登记表应一式三份，在每一份登记表上，必须有志愿者本人以及所有直系亲属的同意意见，在全部完成后，申请人必须携带本人有效证件，亲自前往公证处进行公证。最后将公证书及申请表等材料送回到天津医科大学等接收单位，这样准备工作才算是基本结束。

一位前不久刚办理完遗体捐献公证的史奶奶告诉记者，老两口都80多岁了，为跑这捐献遗体的事可真是没少受累。两位老人先四处询问申请流程，虽明白了怎样开始自己的捐献工作，却又为俩人的行动不便发愁，最终还是辗转联系上了天津遗体捐献志愿者宣传小组的创始人赵永华，“如果可以代办，我真的不愿看着老人们如此受罪。”老赵说。

史奶奶的老伴走路全要靠着拄拐，而史奶奶更是要随身背个马扎，每走十几步，老人就要坐下来歇一歇。当天一早就赶到公证处的老两口，却又碰了壁，原是申请表只能用黑色签字笔填写，老人只得将三份申请表全部重抄了一遍，这一抄就是一个多小时。虽然老两口提出要捐献遗体，家里的儿女都十分赞同，并没有丝毫的阻挠，可是看着自己的老父母如此奔波，他们也不免有些心疼。

而多年从事遗体捐献宣传工作的老赵还告诉记者，公证书的领取通常需要15个工作日，如果顺利的话，捐献者也要跑两次公证处。对于年轻人、中年人来说，这种往返于各个单位的跑动可能并不算什么，但往往更多的遗体捐献申请者是老年人，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能自己最终办理成功，可一些人就因为行动不便，最终在申请过程中就放弃了捐献的念头。而在公证时，捐献者还应在其户籍所在地的公证处进行办理，并不能够跨区、县。

 原因2 直系亲属须全同意

在申请表中，有着重要的一项，就是“直系亲属情况”，在这一栏中，捐献者需要争取到自己父母、兄弟姐妹、配偶、子女等多方面的“同意”，最终才得以完成自己捐献申请表的填写，只要有一个亲属不允许，捐献志愿者都无法实现其捐献的愿望。

记者从天津市红十字协会、天津遗体捐献志愿者小组的工作人员处了解到，自天津开展遗体捐献工作以来，因家属反对最终未能实现遗体捐献的人其实很多。“虽然现在大的趋势是逐渐接受遗体捐献了，但是‘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仍占主要地位，工作的开展还是需要慢慢来。”老赵说。

今年63岁的吴阿姨身体一直不好，老伴也已经73岁了，二人早在多年前，就想到了要在百年之后捐献自己的遗体，为社会献出自己的最后一份力，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女儿却极力反对。“女儿在知道这事后，愣是死活都不同意，说是我们俩给她丢人了。”吴阿姨无奈地说道，虽然几经争取，可女儿的态度终是没有丝毫动摇，无奈老两口只能放弃了。

在老赵看来，儿女的反对他是十分理解的，越是亲属多的，意见必然更加不好统一。家庭成员几乎全部通过，仅有一位不同意签名的情况，老赵也见得很多了。不仅如此，另一种常见问题还有，子女身在异国他乡，同样给签署过程带来更大麻烦。

原因3 捐赠人身后执行难

捐献者过世后，很多执行者最终选择反悔。在采访过程中，几位遗体捐献志愿者都表现出了自己的坚定和热情，可对于自己最终能否真正实现捐献成功，他们并没有很大的把握。原因其实很简单，“家人并不是十分赞同，甚至是极力反对。”遗体捐献志愿者老王说，自己决定捐献遗体后，几个孩子一直都无法认同，“我知道，他们只是勉强签字的，最后他们是否能履行，我真的不敢保证。”

天津市红十字协会的工作人员介绍，在工作中他们经常会遇到这类情况，老人们思想很开放，来到红十字协会领了申请表，离开前很多老人都会说，目前他们确实有意愿要捐献，但是孩子们是否能同意，他们需要再回去商量一下。工作人员们很明白，这种情况下，通常换回都是杳无音讯。

按照常规的流程看来，执行者是否完成捐献工作，全凭捐献者家属的意愿。捐献者过世24小时之内，由家属主动联系接收单位天津医科大学，前往所在地进行遗体接收，但这其中就有着很大的困难。同意与否只在一念之间，如果家属未能及时联系相关单位，此前所做的工作也就都白费了。

原因4 志愿者群体维护难

除一些早已得知自身身体状况不佳的人外，大多数的遗体捐献志愿者在签署了遗体捐献申请表，几年乃至几十年后才会过世，可其间这一群体的维护却成了难题。

在已实现捐献的近400名捐献者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是通过老赵的遗体捐献志愿者小组完成捐献的，但同时，他也有着许多遗憾。按照老赵的话讲，起初有意愿进行遗体捐献，最终却失去联系的人究竟有多少，他也记不清了，可也正是如此，才让他意识到，对于遗体捐献志愿者群体的维护的重要性。

每一个决定捐献遗体的志愿者，在下决定之初，必然有着许多的想法，他们满怀激动，甚至是冲动，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家人、邻居的劝说，都有可能让捐献志愿者改变初衷。并且在此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外界因素，老赵说：“一旦捐献志愿者搬家或是换了电话，我们就会有很大的可能与其失去联系。”记者王渐佟芳实习生郭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