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隐士如何“诗意栖居”

■文/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卞东波

隐逸是一种心态、一种生存方式

“士”是中国古代社会精英人士，他们承载着知识与价值传承的重任，所以儒家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但对士来说，社会提供晋身的道路只有“仕”一条，所以才有“学而优则仕”的说法。但在中国古代，大量的士选择了仕之外的另一条道路，就是“隐”，成为隐士，也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绵延不绝的“隐逸文化”。隐或隐逸的价值不在于反社会或反文化，而是一种心态，一种生存方式的呈现。隐士也没有放弃对社会的关怀或责任，而是以一种低调的姿态注视着社会，以一种疏离的心态参与着文化的创造。

荷尔德林说“人，诗意地栖居”，这句诗道出人在存在意义上的本质。人在本质在于自由，自由地选择与追求自己渴望的生活。“生活在别处”，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兰波如是说。这个“别处”就是与喧嚣、躁动、压抑相对的隐逸世界：田园、自然，或者自己的内心。

徘徊于“山林”与“庙堂”之间

在古代士人的知识话语中，“山林”象征着归隐，“庙堂”象征着官场，但中国古代隐士并不是离开了“庙堂”就逃避到“山林”中，而是徘徊于“山林”与“庙堂”之间，所谓“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

到了六朝时代，受到魏晋玄学中“得意忘言”思想的影响，隐士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提倡只要有一颗超越世俗的心，保持隐者的疏离心态，在城市中也可以隐居。陶渊明说得好：“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心远”比“地远”更重要。

进入唐代，出现了所谓的“吏隐”、“中隐”之说，完全将隐逸与为官融为一体，著名诗人白居易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中隐》诗云：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

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

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

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

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所谓“中隐”就是介于“大隐”与“小隐”之间的一种隐逸方式，一方面避免了山林原始环境的冷落，另一方面也避免了朝市的喧嚣。白居易诗中有两个关键词值得注意，一个是“闲”，一个“俸钱”。在白居易观念中，一种“既有钱又有闲”的生存方式就是“中隐”，“闲”避免了内心的烦躁，而固定的“俸钱”则免于因为隐居造成的经济上的困顿，这已经可与现代人的生活观念“接轨”了。可见，六朝以下的隐居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隐逸完完全全成了一种心态，一种生存方式，不再注重形式，更看重的是个体自我的感受与内心的闲适。

中国古代隐士生活的现代意义

1960年南京西善桥出土了六朝时期的“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刘伶、向秀、王戎、阮咸、山涛）砖画，虽经历史云烟的剥蚀，但我们仍能通过斑驳的画面看到魏晋名士风度代表人物“竹林七贤”的神态，他们或饮酒，或长啸，或弹乐器、或冥想，让我们想象到他们隐居河南山阳竹林中谈玄论辨时神采飞扬。“竹林七贤”的玄学与文学表现出的文人气与名士气，像嵇康的《广陵散》一样一直回荡在历史间。

在古代，隐士并没有得到主流社会的完全认同，不过到今天，中国古代隐士的生活却显出超越时空的意义并给我们带来诸多启示。

独立。中国古代的隐士无不追求个性的自由，性情的无羁。他们希望像鸟儿一样回到山林中自由地歌唱，希望像鱼儿一样在水中无拘地游荡。

求真。曹植《辨问》说得好：“君子隐居以养真。”现代社会到处充满了“异化”，人性不断被扭曲，隐逸可以使我们保持人性的本真。

适意。现实生活就像陶渊明所说的像一张巨大的“尘网”，落入其中，人只能随波逐流，人生的乐趣一点点流失。隐居可以使我们挣脱这一切，做到陶渊明所说的“但使愿无违”。

在高度程式化的今天，每个鲜活的个体都变成了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ed man），隐士的生活方式为我们的心灵带来活力；在剧烈竞争的今天，隐士的生活给我们提供一片精神的港湾，让我们在那里诗意的栖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