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隐与入世：儒家精神植根中华文化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很多中国的读书人追求的一种生活境界，一种人生理想。归隐，是中国读书人的一个情结，即使是他们的政治仕途辉煌耀眼时，他们也还是有这样的情结的。

儒家的思想教育我们读书的目的就是入世，理想人格是“修齐治平”。可是事实上，时事艰难，有多少人能够做到“修齐治平”的地步，有多少人能够建功立业呢？常说的一句话是“古往今来想做英雄的人不计其数，而成了英雄的人凤毛麟角”。人是不能认死理的，当追求“修齐治平”的路线不顺利时，归隐便成了不错的退路的选择，这样的处世之道用一句文辞来说就是进退有据。也正是这样的进退有据的人生处境的多重选择，使得中国的读书人大多数心理承受力很强，很少有极端的行为产生，既能忍耐又能激进。

儒家的基本思想实际上是入世的，并且是很功利的入世思想，他讲究功成名就，讲究封妻荫子。儒家之学是学而优则仕的学，是实用政治学和虚伪的道德学。因此，古往今来的酸儒们，一方面看着功名利禄咽唾沫，另一方面又正人君子似的讲道德纲常。在入世与归隐这一点上，儒家的子孙们一直处在一种青楼女子成了小妾心理的状态，一方面十分眼热那些功成名就的成功者，另一方面又内心十分不愿意忍受儒教的道德纲常的实在的约束。因为毕竟人是有很多弱点的，而有一些弱点是人性使然，有一些弱点是社会的现实存在使然，但不论如何这些所谓不“仁”非“礼”等等都是需要有常人之情常人之欲的人较难克服的。实际上孔子最初的“克己复礼”的思想就是十分不现实的，因为“克己”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只有那些真正的实践者才明白。也正是因为如此，事实上千百年来，在中国儒们口头上是讲温良恭俭让三纲五常等等儒家的道德伦理的，而是在的心理对于道家的黄老无为，出世成仙却实实在在的心向往之。这也就是为什么有很多气吞山河的儒家门下的后人，一遇到关键时刻就溜肩膀，大谈起出世来了。

作为儒家的基本价值观，无论是的对人的基本作为的要求，还是做一个贤德之才，其在道德与与人相处方面的规格是十分艰涩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修为能够做到的，要做到这样的地步，至少是在精神上有宗教般的信仰才行，但实际上儒家的思想体系从来就没有成为过真正的宗教，即使有一点也不过是一些读书人在迷信老百姓罢了。由于用过多的形而下的规则约束，又没有深刻的形而上的辖制，所谓的儒们当然是嘴上说一套心里想一套了，这是儒学体系的先天不足造成的，不能怨后人。那么到了汉代以后，更有些明了之士干脆就明确地把出世的颐养当作了目标了，这也为后人的不努力提供了不小的借口，毕竟我们的中国文化中尤其是儒家的文化中古人还是蛮有地位的。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状况，得意时，那些读书人要“齐家治国平天下”；失意时，还是那些读书人就要“采菊东篱下”了。这样的进可攻退可守的局面，也为一些钻营的政客提供了很好的要条件应对天下的方式，是为以退为进，退反而成了一个谈判的条件了。由此，我们有理由怀疑儒生的荒谬和无耻了，因为毕竟儒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成体系的实用政治思想体系，并且引领中国的帝王朝代两千多年。

当然，归隐是一种精神境界，境界则有高下之分：豪杰草民躲灾避祸，或藏身于山野、或隐蔽于深宅，此为“功利之归隐”；士大夫说“冥心试观化，世故如丝棼”，厌倦了世事的纷扰，本着“惹不起，咱还躲不起么？”的心态归隐，视为“形势之归隐”；如陶渊明、严光不谙世事、不堪世扰，天性疏狂散淡、飞扬洒脱， 归隐则为命运注定的归宿。性格使然，我们说这是“性情之归隐”。但如徐霞客、梭罗这般，不论身在何处，都得以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以真性情得大自在者，为“心之归隐”。

其实，隐居者也分为多种，有完全归隐者，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归隐，一生甘愿隐居生活，如元代的吴镇，如果官方如何请愿也不愿意出来做官；也有仕而后隐者，他们当过官，因为对官场不满而解冠归去，这其中名气最大的是陶渊明；也有真隐而仕者，此类隐士在隐居时基本上都是真隐，但当时机来临时就出山，没有时机就隐下去，最为大家熟知的是被“三顾茅庐”的诸葛亮。

换个念头来思考，隐居应该是人类的奢侈品。月白风清，闲取一瓢浊酒，再有梨花或者桃花或杏花，值着暮春时节，花树下残花漂荡，清风阵阵，明月朗朗，喝的酩酊大年夜醉，不觉寒暑，不知岁数。或醉卧，或斜躺，醉眼微睁花树下，衣襟半被落花埋。云云奢侈的神仙式生计只有隐居者才华享有，忙碌在凡间的人是弗成能有那样一种恬静沉着沉静的心态。

所以，隐居的是一种心态，一种把天下看淡，把人生看淡的心态。而归隐这种生活，归根到底是对于内心深处最真实的自我的一种回归。或恐惧、或淡漠、或淡泊、或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