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隐士与古代隐士文化

（转载自2011年12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终南山隐士从历史角度来看，他们和古代隐士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但是在新的时代，他们又有很多完全不同于古代隐士的时代特征。

历史上的隐士文化

“隐士”就是隐居不仕之士。中国古代把社会成员分为士、农、工、商四类，其中的士就相当于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他们掌握着知识技术和道德文化。而且，从各种史料记载来看，这些隐士们往往是士人阶层中的精英，但是他们却如《旧唐书·隐逸》云：“所高者独行”，“所重者逃名”。

“学而优则仕”通常是士人的人生轨迹，却又为何隐而不仕呢？很多学人认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就有对隐者的推崇和赞许。如《庄子·在宥》云：“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崆峒山上，故往见之。”这位成功的治世之君拜见隐逸的故事，便寓于着“真理”掌握在隐者之手。道家的出世思想对古代士人有巨大影响，冯友兰认为“道家者盖出于隐者”，庄子更是隐者思想集大成者。可以说，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为中国知识分子培养隐逸情绪提供了“酵母”。

儒道两家的隐逸思想形似而异趣。儒家只是将隐逸作为“天下无道”之时的权宜之计，是手段；而道家则认为隐逸生活就是士人的理想归宿，是目的。道家以强调个体生命至上的“贵生”价值观，从而彻底否定了儒家追求“名利”、“仁义”等价值观。但是，道家也并不过分强调生活方式等形式上的隐匿，为了存身也可入世以自适，在此儒家的入世目的又成了道家隐逸的手段。由此可见，儒道两家的隐逸思想各有所重，而隐逸方式则互有交错。这对于古代的隐士而言，在思想层面多了一方挪腾的空间——隐则为道而立德成名，出则为儒而立功成仕。

隐士概念的衍变

范晔在《后汉书·逸民列传》中首次将隐士写入正史，此后有关隐士的史书记载非常之多。但是就各种有关隐士的史料来看，对隐士的范畴始终定位在“士”的阶层而从未有所突破。现代学者姜亮夫在《中国文士阶级的类型》一文中对中国隐士概念的内涵略作调整，他明确将隐士分为逸士和修士两类，其中的逸士主要是指隐居的士人，这里逸士在内涵和外延上与过去隐士概念基本相同，而修士则是指我国的僧道和准僧道类的宗教修行者。

其实在我国历史上，佛道教僧侣以及佛道教界居士等宗教界人士大多也是从士人阶层分划出去的，所以他们仍属于“士”。修士与逸士统归为隐士的理由如下：首先，古代僧道及其居士中的大多数人本来就是士人阶层中的一员；其次，逸士因政治因素而隐居，佛道教修士则因宗教信仰而隐居，两者在生活方式上类似或相同；再次，逸士隐居过程中如果有出仕的机会就结束隐居状态，而修士也是阶段性的隐修，如果达到一个阶段的修行目的就会结束隐居状态；最后，历史中的隐士，其实有很多人既是逸士，同时也是修士，如陶弘景既是道教最有名的修士，又是被称为“山中宰相”的逸士。同样，晚年隐居的王维既是有名的逸士，同时又有“诗佛”的佛教修士称号。

终南山的隐士现象

终南山是中国隐士文化的重要见证地之一，历史上曾有很多佛道教的高僧、高道在此结庐隐修，佛道教祖庭等遗存现在依然可寻，佛教律宗祖师道宣与孙思邈结庐为邻之类的掌故仍在流传，那时终南山就有“八百祖师镇终南，十万罗汉吼秦岭”的赞誉。这些历史文化遗存和终南山独特的自然环境使其获得了“天下修道，终南为冠”的美誉。

对于隐修者而言，忍受深山老林里艰苦的生活是修行的前提。从现在终南山隐修者的基本生活状况来看，他们基本上放弃了对物质生活的享受和要求。除了米面油盐等生活必需品外，其他的物品对于他们来说都属于奢侈品。所以，有很多慕名者千里迢迢地来到这里，寻找自己出世的梦想，但艰苦的生活和隐居的诸种困难使他们不得不回到现实。当然，也有很多隐修者始终在此坚守，安然自得，他们似乎已经把自己的梦想安顿在这近乎原始状态的生活当中。

综上所述，终南山隐士现象是中国隐士文化的一个支流，但是时代潮流已使这条支流迥异于其历史渊源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所以这一文化现象既是历史的，也是现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