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了的“年味” 遗忘了的“年俗”

不知从何时起，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觉得“年味”淡了。大家听到最多的还是：“真没意思，现在过年，真是越来越没年味儿了。”然而，另一番场景：车站上， 机场上，码头上，各类人群削尖了脑袋，也要参与抢票大军行列，上演一幕幕催人泪下的《人在囧途》；城市郊外、公园、寺庙，乡村田舍、祖坟，鞭炮礼花越放越大；拜年走亲访友，手中的礼物和红包越来越厚重。如果年味越来越淡，那缘何有后者的宏大感人场景呢？

国内知名作家冯骥才先生在一次访谈中曾说：“并不是因为年味越来越淡的事实，而是因为人们抱怨年味儿淡，一定是心里非常想过年但找不着年味儿。这一声声抱怨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人们对年的需求、对年的情感，是存在着的，只是找不到载体，找不着可以把内心情感表达出来的方式。”

年味缘何找不到表达的载体？首先，传统年俗载体传承面临中断。70、80这两代赶上社会快速转型时代，腾村换城的巨变使得越来越多的乡愁失去了可以寄托的栖息地；全国范围内的大迁徙，70、80与祖辈、父辈们共同生活的隔离，靠言传身教传承的年俗也就丧失了代际传播的可能，而随家迁徙的新生代更愿意接受的是新奇的异域年俗，特别是舶来的西方节日礼俗。故而，随着时间的慢慢积淀，传统的中国年俗就可能成为历史教科书上陈年素材和博物馆里的文化遗产。

其次，年俗缺少代际之间的共同参与。传统的年俗都是在代际之间共同参与下完成。然而，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经济社会节奏控制下，带薪休假只是少数特殊群体的福利，大部分人仅有的福利就是法定假期。过年是有假可放的。难得的假期，难得的休憩时间，人们更多时候选择娱乐放松而不是直接体验年俗的整个过程。此外，年货在城市可即用即取，年夜饭有专门的酒店提供，甚至那些像年画、春联等等之类的东西也都可以随时在市场上买到，久而久之新时代的年轻人形成了这样思维习惯，即年味都是可以从市场上买回来的。这就像问一个长期在城市生活的小朋友：香喷喷的大米或馒头怎么来的？他会不假思索的回答是从超市里买来的，而不是回答在农田里种出来的。总而言之，缺少了参与年俗的直接体验的时间和劲头，也就慢慢淡漠了对传统年俗的基本认知；没有了基本的年俗认知，就谈不上传承，更不必说再现轰轰烈烈的年味啦。

再次，年俗表达的新方式和新载体尚未形成。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高档小区取代了乡村茅舍，纵然同一小区，同一楼栋，甚至门对门，都不会互相往来，团结互助的邻里关系被陌生人关系所取代，年味自然在居住空间上缺少了强烈的凝聚力。工业化的快速推进，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都市人关注的焦点，移风易俗就显得颇为紧要。中国年俗自然也不例外。当干洁的城市空气成为一种奢侈品时，象征着浓烈年味的烟花炮竹就不可能自由燃放而逐渐成为城市管禁物品。

最后，部分年俗失去了原初的味道。例如压岁钱随着身份、地位、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不断飙升，这令较低收入者不堪重负；拜年本是拉近亲情友情重要交往礼，然而越来越贵重的礼物和红包常常使得一些中低收入家庭苦不堪言，他们从心里害怕过年，尽管他们想过年。长此以往，“礼轻情意重”变成了“礼少人难堪”，甚至变成了“老死不相往来的陌生人”。曾经一度，拜年之风在政界和商界交往变成携结交四方宾朋之名，行行贿受贿之实，这进一步加剧年味的变质。

传承的中断，新载体的尚未形成，变了味的年俗，使得中国传统年俗仅靠孝悌勉强维持。熟不知以年俗为载体的年文化实质就是家文化。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魂。年文化却是家文化的最集中的表征。当我们陶醉于新鲜刺激的西式快餐文化，不断忘却固有的传统年俗时，年文化的失落感就会在我们怀旧的时候，在不断重复过农历新年的时候愈加强烈；当我们客居异国他乡时，因遗忘而产生的文化认同上的不自信就会越发的凸显出来。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中国年俗也发生着些改变：从原来注重团圆和吃喝的单一味道，逐步向欢聚、交友、玩乐、购物、出游等综合性的多元化味道发展；表达这一味道的载体和方式也从看春晚、走亲访友转向电话拜年、 E－mail拜年、QQ拜年、贺年卡、手机短信、微信送祝福等，但这些远远不够，这些变化虽有时代特色，但无民族特色，虽试图维系中国年“团圆、快乐、喜庆、祝福、憧憬”的味道，但却遗失传统中国年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