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中国女性：开始自我觉醒与自我反思

纵观九十年代女性作家的反映女性思想和生活的小说，以池莉、方方、毕淑敏、张欣、迟子建为代表的中青年女作家，在文坛上登台亮相频繁出击，才逼须眉脱颖而出，以出众的才华、独特的艺术感觉和对生活的深刻体验，对社会多方面进行表现，尤其是对女性在当今社会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以及各式各样的心理历程进行了大胆的审视和思考，并在各自的作品中试图设计出有异于传统的结局，从而掀起了一股面目全新的女性文学浪潮，为九十年代文坛平添一道秀丽风景。但无论女作家们是刻意营造还是无意为之，在她们的作品中，把不同女性在这个特殊的变革时期的生存、发展、奋斗，乃至伴随她们必然出现的诱惑、迷惘、孤独、矛盾一一外露于读者面前。在文字世界，自然产生了一个女作家操作话语所展现的现实状况。她们如何理解现实社会?——价值观念极端多元与杂乱无序;如何设计自身——女性，这人类社会的一半在现实社会中作用着、选择着。此文试图通过对九十年代部分女作家女性题材小说的探讨，开启一扇审视妇女的窗口。

作为女性群体重要组成的女作家们，在获取话语权力之后，关注着时代的变革，自然也关注起女性自身。这种关注在九十年代女性小说中更多地显示出一种审视的姿态，尤其是对造成女性命运悲剧的探究与思考。这种思考不仅指向现实男权社会与男性群体，同时更多的是针对女性自身。方佩(《岁月无敌》)这样一位几近完美的女性，品性恰当地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忠于爱情也崇尚浪漫，但罗潜的背叛却使她不得不逃离婚姻，直至最终关闭了情感的大门，在牵挂和不安中凋谢了生命之花。女人们不由困惑了：是爱情的误区?是生活的必然?还是女人天生注定的悲哀?那么什么是完美的女性?什么是她们所能得到的完美的生活?既然身为女人又当如何去做?这是小说留给读者的思考。在北京作家毕淑敏的《女人之约》，讲述了发生在两个女人之间的故事，郁容秋想了许多别人不能为的办法，为厂里追回陈年旧债，挽救了一个企业，自己却因此积劳成疾。在她生命垂危之时，与她有诺的女厂长却食言，不肯履行她们之间的约定：女厂长向郁容秋鞠一个躬。原因是“这女人名声很坏，外号大蓬车”。女厂长的内心也感谢郁容秋，只是鄙夷她的“作风”，为此宁可背弃诺言，不论什么，也不肯把自己的“脊柱倾斜一下角度”。女人之间为什么也这样的苛刻?是谁规定女人应当如何不能如何，女人们也自觉不自觉的在内心刻好了量自己和量同类的尺度，这一尺度有明显的性别针对性，并不同于一般衡量人们行为的道德准则。“女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女人，而是逐渐变成女人的。”这句话也许是对女性悲哀的一个恰当的说明。

思考与假设是女作家们创作中的一对必然，思考引发了女作家们对现代女性解放与自立的的途径的设计，这种设计是女作家们通过话语的操纵、人物性格的表现、对小说中人物命运的安排来实现的。女作家们将情感与理想发之于笔端，文字实验注定了这种设计仅是一种假设，它要在生活中得到反馈是一个漫长而不定的过程，更何况哪个时代的社会生活不是错综复杂?但勿庸置疑的是，这种假设是女作家们思考的结果，其前提是对千百年来女性命运的冷静分析，仅是这思考本身，就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虽然女作家笔下理想女性的命运也不令人心悦诚服。比如池莉的小说《你以为你是谁》(《小说月报》95年第2期)中，女研究生宜欣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与个体老板陆武桥相识、相爱。但当陆武桥企盼着与她建立家庭的时候，宜欣却毅然离开他，远嫁异国他乡。因为对生活、对爱情，她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一个白天和夜晚已经过完了我们的一生。那就是我俩今后的日子。再好也好不过它们了。”这种选择在正统人看来是离经叛道之举，有人会问：她想怎样?毫无疑问，这不是女性的理想归宿，但已意味着现代女性已经在生活中活动起来，敢于树立与传统迥然不同的独立见解，自我设计不同于祖辈的生活道路，虽然伴随着盲目和失败的危险，但探索出路是亘古不变的进步，这正是女作家良苦用心之所在。

纵览九十年代女作家的小说创作，她们审视的目光透过文字，由社会到男性群体，再及女性自身，进行着多角度的扫描。这审视既是对现实生活的反照，也是不同层次不同深度的研究。也正是这种审视，才使女性文学体现了另一层次的意义，因为“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的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的——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之中。”

尽管这种审视只是个别女作家的个体行为，尽管存在茫然和无奈，但通过多方面的审视，继而思考当代女性状况与发展，在小说这独特的世界中假设女性生存状态与心理历程，构想理想的社会环境和理想的女性人格，给现实以启迪，有其文学与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