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从古到今的中国专卖体制

专卖制度，古称禁榷制度。禁，乃禁止之意;榷，为独木桥。禁榷，就是禁止私人经营，由官府垄断，利出一孔，犹如过独木桥。

这一制度在我国究竟出现于何时?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这一制度萌芽于春秋时代的齐国。齐桓公时期，丞相管仲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提出了“官山海”的盐铁专卖政策。管仲认为：齐国盐业发达，专卖可以获得巨利;盐铁必须以商品形式进行交换，便于管理;专卖表面上看并没有向人民直接征稽，民怨较小。齐桓公采纳了这一建议，对盐铁两项大宗商品实行了专卖政策，其具体形式为国家控制下的民制，官收，官运，官销。齐国的专卖制度为其带来了大笔的财政收入，为齐国的强盛奠定了基础。此后，专卖制度在我国时断时续，存续至今。

到了汉武帝时期，汉王朝对外发动战争，对内大兴土木，造成国家财政入不敷出。而此时，商人们却拥有巨额财富，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丝毫不为政府分担财政压力。鉴于此，武帝再次实行了盐铁专卖制度，他任用桑弘羊等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既控制盐铁的生产，又控制盐铁的运输流通和销售，从而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官产一官运一官销的专卖体系。同时，汉武帝打击盐铁富商，最大限度地使私有盐铁业国有化。汉武帝时期盐铁专卖的推行，标志着专卖制度在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发展后基本定型。

到了唐代，专卖商品的范围不断扩大。中唐以前，国家专卖的商品始终局限于盐、铁、酒三种;中唐以后，纳入专卖的还有茶叶、矾、醋，以及唐宋两代王朝从海外贸易中得到的香药、犀象等。到了宋代，更是“国家征榷之法密于前世，无一目之漏、一孔之遗”，而且专卖的法令也更为系统和严密。同时，专卖的形式也在这一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变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专卖管理难度和成本不断增高，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断的利益搏弈，唐宋时期的专卖形式除了以前的产、运、销完全垄断经营之外，也出现了多种专卖形式，例如只针对某个环节的部分专卖，官府出售专营权等等。

对于专卖制度历史作用的评价，目前仍然是历史学的一个课题。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专卖制度加重了人民负担，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专卖制度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有其积极的一面，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首先，专卖制度有效地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提高了中央政权的控制力，维护了政权的稳定性。我国古代，虽然有过几次分裂，但长时期却是大一统。这与封建国家拥有丰足的财政收入不无关系。同时，由于国家拥有丰足的财源，便可集全国之力和全国之财开展一些文化建设和工程，促进了古代文化科技的繁荣和发展。同时，从汉武帝靠盐铁专卖北征匈奴到清朝“所需兵饷，半资盐课”可以看出古代国防对于专卖制度的倚重。

其次，虽然官府有通过商品出售对老百姓进行剥削的一面，但它还有与商人争夺商业利润的一面。由于国家可以从商人那里分割到部分财富，客观上可以减轻对老百姓的剥削。

再次，专卖虽然有抑制商品经济发展的作用，但从全社会的商业活动来看，官商并没有缩小商品交换的规模和商业利润的总额。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政权力量的支持可以使商业发展到私商不可能达到的规模和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专卖制度对商品经济是存在过积极作用的。

最后，政府能利用专卖制度促进我国边疆地区的开发。至今，利用专卖制度的一些便利扶持老少边穷地区的做法还在沿用。

当然，我们对专卖制度的作用给予一定的肯定，并不是说它就没有与商品经济矛盾的一面。商品经济是一种开放的经济，它要求各经济主体自主经营，按市场规则办事。同时，官商不分也会导致职能错位，导致经济运行的低效率。北宋思想家李觏曾批评盐茶专卖的弊端，他指出当时的主管官吏不负责任，造成商品积压腐坏;私卖公物，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掺杂售假，损害消费者利益;网建工作做的不好，老百姓买不到商品;对私人冒法取利以罚代管，造成刑狱增多。对于这些问题，有些学者认为，部分原因是专卖制度的固有局限，部分原因是专制体制固有缺陷在当时专卖制度上的一种体现，而不是专卖制度本身的问题。

在当代，实行国家完全专卖的行业越来越少，但国内国外仍然对一些控制发展的行业实行专卖管理，对一些特殊行业实行政府出售专营权并加以管理的做法。这说明这一存在了千年的制度是有其合理性的。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管理技术的进步，现代信息技术的出现，专卖的实现形式和管理手段也在不断发展。唐宋之际，专卖制度从直接专卖过渡到间接专卖就是一次进步。这个进步，使国家与商人形成了一种“共利”关系，扩大了商品经济发展的空间。唐宋社会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与专卖制度的变化有着很大的关系。所以，对专卖制度要慎用和善用。在进行专卖管理的时候，要不断探索其最优的形式，引入现代的管理工具，使其利尽量大弊尽量小。而且，这个利必须是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

我国对烟草实行专卖的历史比较晚，将烟草作为专卖对象的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5年国民党财政部成立烟酒公卖局，对烟酒实行公卖，税率高于其他商品。1927年国民党政府制定颁布了我国第一部烟草专卖法规——《烟草公卖暂行条例》，我国烟草专卖制度的雏形已出现。建国初期，我国大部分地区和省、市设立烟酒专卖公司，产销统一，对卷烟产品商标、盘纸及烟叶实行专卖。1954年中央地方工业部成立，接管了地方国营卷烟工业。1963年中央批准建立了第一家全国性的烟草托拉斯—中国烟草工业公司，对烟草实行产供合一的管理体制。“文革”期间，中国烟草工业公司被撤销，烟草工业出现了盲目发展、管理混乱的现象，给国家造成了极大损失。“文革”结束后，为了彻底解决我国烟草行业存在的散、乱、差问题，1981年，国务院决定对烟草管理体制进行重大改革，成立中国烟草总公司，对烟草实行国家专营。1982年1月1日，中国烟草总公司正式挂牌，宣告成立，1983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烟草专卖局，对烟草专卖进行全面的行政管理，同年9月23日国务院发布《烟草专卖条例》，11月1日起在全国实施。这标志着我国现行烟草专卖制度正式确立。1991年6月 29日全国人大通过了我国烟草行业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烟草专卖法典—《烟草专卖法》。该法把烟草的国家专卖制度、行业的集中统一管理和垂直领导体制，以法律的形式确立和固定下来。1997年7月3日《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由国务院发布实施，《实施条例》是《烟草专卖法》原则规定的细化和延伸，对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烟草专卖制度具有重要意义。烟草专卖制度的确立，使烟草行业从分散管理走向集中管理，扭转了当时烟草行业盲目发展的混乱局面，对满足群众消费需求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尤其是为国家财政积累做出了重大贡献。

我国对烟草实行专卖制度，一方面是考虑到烟草这种商品的特殊性，即对人体的危害性;一方面是考虑到烟草税利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0%左右，现行烟草专卖制度和高税政策，可以为我国经济建设积累资金起到了巨大作用。同时我国的烟草专卖体制也在不断的改革和完善，例如：加快政企分开的改革步伐;在坚持专卖体制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开展有序平等的市场竞争;使烟草专卖管理法制化;确保全国烟草统一大市场的形成;理顺行业内各环节关系;引导企业的规模化发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