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协议仅治标 解决患者不安全感才治本

按照国家卫生计生委要求，今年5月起，二级以上医院住院患者在入院时要与住院医生签订《医患双方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作为试点，3月，煤炭总医院在京城大医院中率先开展了此活动，并进行了民意调查。近日，医院调查结果显示，对于签协议这种方式，仅四成医生和六成患者认为有必要，认可度并不高。

何为“红包”？它本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祛邪祈福、讨个吉利的一种形式，如今却成了就医看病的敲门砖，早已脱离了文化范畴，成了行贿受贿的“擦边球”。病人给医生送红包，分几种情况：有的是医生明示或暗示索要，有要挟意味，属于典型的职务犯罪；有的是病人出于担心，或看别的病人送了，怕医生怠慢了自己，于是买个安心；还有的病人康复以后，出于感激，给医生送点礼作为馈赠。前两种，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讲，都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卫计委之所以想刹住这种歪风，初衷是好的，希望能净化医疗卫生行业，让医院成为一片净土。但问题是，这些年整治红包的行动一波又一波，可红包之风依然我行我素。有的病人唯恐医生不收，甚至要托人塞，只有送出去了才感觉吃了定心丸。乍看上去，病人送红包心甘情愿，其实背后写满了无奈，其深层次的原因才是红包生存的土壤。

有一句话是“存在即合理”，放在红包问题上也能解释这种潜规则。相信每个在大医院有就医经历的人，都见过早上挂号大厅里人山人海的场面，见过号贩子高价兜售专家号的嚣张，见过医生被患者围得水泄不通，连吃饭、喝水、上厕所都没时间的样子。而在基层医院，往往门可罗雀，病情稍微严重一点就得往大医院送，因为病人不信任大夫，医生自己也怕担责任。如此一来，有限的、高质量的医疗资源面向的是无限的就医人群。看上去教授的号人人可挂，可分到每个患者身上的注意力、精力和时间就非常少了。这种被无限摊薄的资源，满足不了患者的真正需求。“为何我花了好几百块，3分钟就把我打发了”的抱怨不绝于耳。因此， 为了争夺大医院有限的床位、好医生有限的精力，花点钱打点就成了人们能想到的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如今，红包早已不仅限于塞给动刀的外科大夫，住院、生孩子建档、住单间病房，凡是稀缺的，需要打破头抢的机会，红包处处横行。

其实，除了极少数道德败坏的索贿者，绝大多数的医生都是真心希望施展技艺、挽救病人于水火的，他们虽然收入不丰厚，但也没穷到要用红包补贴家用的地步。没有红包，他们依然会尽职尽责；收了红包，也不会一下子变成神医。所以，红包顶多带来的是一种心理安慰，而非实际效果。作为医疗行业的管理者，其实应该关心的不是医生为何收红包，而是广大病人为何对于医疗质量普遍担忧，这种内心的不安全感才是红包产生的根源。签一纸协议，大笔一挥即可，但若所需所求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光有张协议又如何？治标治不了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