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的道德宣誓” 以德引导以礼规范

“红包”在中国式医患关系里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但凡家里亲朋好友做过手术的，恐怕都有过给医生送“红包”的经历。

其实，医者仁心，相信绝大部分医生都是恪守职业道德的，无论给不给“红包”，都会对交托在自己手上的生命负责。

患者看病，支付医生一定的劳务费；医生收取与劳动价值对等的报酬，为患者解除病痛，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医患权利和义务， “红包”却让这种关系变得扭曲。患者除了要支付手术费用，还要额外搭上一笔不小的“红包”开支，不管表面上如何恳切地求医生收下，心里总归是不那么情愿。医生收了“红包”，自然也多了一分心理压力，在医患关系紧张的今天，“红包”无疑也成了这种变异性医患关系的推手之一。所以，相关部门会认为，改善医患关系，可以从杜绝“红包”开始。

医生和患者共同签署“红包”协议真的能有效地遏制住这股不正之风吗？有媒体进行了一番调查，结果耐人寻味。该媒体称，调查结果显示，患者普遍对“红包”协议接受度较高，相反，医生却相对较低。有医生指出，“红包”协议是对医生的不信任，甚至可称得上是一种侮辱。在纸上承诺“我不收红包”，潜台词就相当于“我可能会收红包”，这等于把原本不收红包的医生的道德水准也拉低到和收红包的医生同一标准，让好医生“寒心”。

“红包”协议并不具备任何约束力和可执行的监督举措，有媒体评论，这其实是一种“纸上的道德宣誓”，不管签不签协议，不收“红包”靠的都是自律，这对纠正“红包”之风无法触及本质。据媒体报道，煤炭总医院是北京率先签署“红包”协议的试点，但在协议实行的50多天里，医生上交医院的红包数量反而有所增多，可见，“红包”协议并没起到预期的效果。

实际上，国外在杜绝医生收受“红包”问题上已经有了相当成熟且有效的机制。以美国为例，首先，医生有医生自律组织、医院董事会和保险公司监督，一旦接到医生收受病人钱财的检举或投诉，这个污点会被记入医生的个人档案，并吊销行医执照。

美国人喜欢用信用卡多过现金，因此，美国的银行也间接充当着监督者的角色，医生户头如果有不明来历的大额进账，会被调查。站在患者角度，其利益也有相应的组织机构来保护，监督和保证医疗质量，制约医生的行为。有这么多“老大哥”在看着，美国医生自然不愿为蝇头小利丢了饭碗，这种严苛机制下形成的习惯就是医患各自行使权利和义务，送和收“红包”反而会被视为“无法理解的行为”。

正是因为我国医疗体系长期缺少“他律”，红包痼疾始终难除，而靠自律的“红包”协议，我们姑且当作一种茶余饭后的谈资好了。

孔瑶瑶

按照今年1月国家卫生计生委下发的《关于医患双方签署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的通知》，从5月1日起，医疗机构和住院患者双方要签署《医患双方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承诺不收、不送红包和贵重礼品；二级以上医院必须和患者签署此协议，其他医疗机构参照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