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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沈体雁:实现协同发展 打造世界级创新集群


来源:凤凰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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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沈体雁:实现协同发展 打造世界级创新集群 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 作为一个湖北学子能够在今天看到我们东湖高新武汉光谷正在国家的供给侧创新(同音),在推动国家产业结构的转型升

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沈体雁:实现协同发展打造世界级创新集群

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

作为一个湖北学子能够在今天看到我们东湖高新武汉光谷正在国家的供给侧创新,在推动国家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方面做了这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我觉得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振奋。

我今天就结合当前我们国家新的经济政策供给侧创新或者供给侧改革,这样一个主题,谈谈我自己的一些研究和学习的心得体会。

我主要介绍几个方面的想法:

一、供给侧创新关键是打造世界级创新产业集群。

在新一轮的国家经济发展大政方针的制定方面,我们国家旗帜鲜明地提出,要从三架马车为主的强刺激转向供给侧的改革。供给侧的改革,实际上主要是通过对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以及关键的生产要素和一系列的相互关联的经济活动,他们品质的提升,效率的提升,来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这是国家供给侧改革提出的一些基本要点,它的本质,按照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就是要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刚才主持人也讲得非常好,中国现在实际上除了有一些方面的需求不足之外,比如说贫困落后地区、弱势群体,当然还有一些高端的新型的前卫的需求,我觉得可能还是不足的,但总体上来讲,满足和适应正在快速形成的全世界最庞大的中产阶级或者中产消费群体日益增加的高品质的、个性化的、时尚的需求,关键问题是供给,也就是我们生产方式不行,交易方式不行,管理模式不行,所以导致产品的质量不能够满足需要。它的核心是什么?按照经济语言就是提高全要素的生产率,关键政策手段包括两位领导讲的简政放权,放松管制、金融改革以及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四个关键点是什么?化解产能过剩,消化房地产库存,降低企业成本和发展股票市场。

我作为一个研究城市和区域经济的学者来讲,我认为一个最重要的关键点就是怎么去整合这一系列的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打造创新型的产业集群。有这么几个方面的理由:

第一,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或者工商管理学家(战略管理学家)叫麦克波特,他认为在影响一个经济体质量和效率的四个重要要素中,也就是宏观政策、中微观条件,还有国家和经济体的制度条件,以及这个地区的要素禀赋,他认为四个重要要素中,最重要的是微观条件。也就是在座的各位企业、各位老板,你们所生存的片区,所发育成长的片区,它的区情怎么样,这是直接影响这个地方竞争力的根本因素。所以我们需要去打造这样一种企业发展的小生态、小环境。这是麦克波特教授描述的产业四个方面的要素,一个是地理邻近性,像光谷有两三万企业进行联系,其实像武汉这样的城市,还缺乏一个密度更高的,地理方便性更强的,聚集效应更大的城市核心区(中心区),总体上我觉得太分散了。第二个,在这样高度密集地区有广泛的多样性,这些企业和组织之间,组织和大学科研机构之间,应该有着密切的联系和互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像滚雪球那样发展起来,滚动起来。当我们突破了一定的规模门槛时,就形成了一个所谓的集群。

第二个方面的经验规律,当我们看全世界的经济景观时,我们会发现,虽然有学者说世界是平的,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全球化的推进,会有力量来把我们这个世界推平,但事实上从空间的分布上来讲,世界经济发展是不平的,并且按照世界银行的报告以及一些学者的研究,这些不均匀性在进一步加强与提高。这是美国经济学家诺德豪斯,把全球的GDP落到地球上,有的地方是高楼大厦,还有很多地方是平的,这是世界银行2009年的报告,你会看到美国经济发展也是这样,主要是集中在东部和西部的大城市地区。你会看到日本财富的分布也主要是在东京到横滨的三大都市区中。在中国也是如此,经济实际上具有非常强烈的集聚效应,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企业具有厂商规模经济,必须达到一定程度时,平均每个产品和服务上的固定成本才会相对下降,同一类的产业聚集在一个地方,你会得到地方化经济或者本地化经济,像东湖高新提出了做专业化的高新技术园区,实际上就能够得到一种生物医药方面或者软件方面的地方化经济。当然,还有对于像武汉这样的,有志于未来要成为世界级的城市,国家经济中心城市的特大型都市区,还可以得到一种多样化的经济或者叫城市化的经济。

在中国来看,我认为有三点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让在座的各位企业家,在新的供给侧创新时代进行投资区位选择时,也值得研究和思考。这是胡焕庸线,由于人口和地理环境长期演化形成的一种均衡格局,也就是说东部占43%的国土面积,但承载了中国94%的人,也就是说94%的市场潜力是在东部。第二个是我们自己的研究,叫中国经济地理的分割线,就业和人口的分布又有一种关系,从昆明到呼和浩特东南部片区,集中了中国95%的就业。第三个还有一个是就业的海岸线,在中国距离海岸线距离200范围的滨海地段内,集中了55%的就业人口。

第三个方面的经验规律,你去研究一下全世界主要国家和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变化规律,就会发现凡是世界经济强国必有代表这个国家竞争力的,代表这个国家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水平的世界级创新集群。美国有一些研究,对世界级创新集群进行了定义,具有世界竞争力,能够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创新型、高端型的产业集群。在当前的情况下,要求每个工人的研发支出超过450美元,并且获得这些学位的人数也远远高于全国水平。按照这样的定义,美国有43个代表这个国家竞争力的创新集群,同时他们的中小企业主资助了56个创新型集群。同时法国也提出了有6个大的产业集群。这是世界上著名的产业集群,比如说美国硅谷高科技产业集群,新加坡海工产业集群,日本爱知县的集群,北京中关村的电子软件集群。

第四个方面的经验规律,凡是具有这些创新集群的地方,往往在应对国际国内经济周期性变化和结构性变化的能力比其他地方更强。这是在前不久,英国的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中说,“报告首长东北告急”,中国的东北地区出现了经济大滑坡的情况,甚至实际情况可能比媒体报道的还要更严重。像鞍钢、大连的一些船厂,现在实际上都处在严重的亏损情况中。在这种情况下,有研究发现,吉林的通化因为依托所谓的科技部批准的国家级创新集群(以生物医药为主的集群),所以他们的经济反而能在一片寒冬中逆势上涨。同样的,也学者研究发现,挪威的海洋产业,在挪威老的和新的产业集群里,你看他有打油的、有船舶金融的,还有海洋工程、食品的集群等,有一些创新性不是那么强的集群,他们的就业、市场价值是在急剧下降的,但还有一些地方由于有大量的中小企业,非常紧密地家庭为基础的产业集群,所以他们的就业和市场是相对稳定的,能够抵抗全球近些年少有的低油价格的影响。

因此我们的看法,中国供给侧核心症结就是想办法通过集群打造,通过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的集聚,解决大量存在的所谓的空城或者鬼城现象。

这些年(过去15年左右)中国规划经济的城市新区的面积接近4万平方公里(有3.5平方公里),是近百年中国城市化所覆盖老城区面积的一样大。那么怎么样把大量的新区,包括在座的各位,很多领导你们管辖的一片范围,你们正在日夜不停地进行招商引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片区,怎么把它装上创新性的集群?因此在这个方面,我自己提出了从园区的尺度、国家尺度和国际尺度来实现三个层面的协同推动。

第一个尺度是园区尺度。就是在你自己能够控制的范围需要做什么事。我们先看看这些集群有不同的类型,根据形成的动因,有一种是自发形成的集群,像武汉的汉正街其实就是一种集群,这个地方有大量的服务、布匹、运输、加工、贸易、餐饮、娱乐、银行,形成了这样的聚集区,这是自发形成的,有形成的自然历史过程,往往很难对它进行调整。所以武汉现在听说阮书记就想把汉正街搬到汉口北,但现在看来暂时不是那么成功,这里面有它历史的一些惯性,也有它在中国当前特定的体制机制下的一些原因。我们调查研究发现,汉正街其实是中国最最基层或者低端劳动力就业去向与市场,只要我们有对工资要求最低的劳动力,他没有技术,没有太多的能力,他们只能干活,只要他们源源不断地进入武汉,我觉得汉正街就搬不了,这是一个集群承载的原因。当然随着全球化的推进,FDI外商直接投资驱动的集群。还有政府主导的集群,政府通过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区培育打造的集群,现在有一些成功的例子,但是可以讲,这些年我们总体上是不那么成功的。在过去这些年,也帮助中国环渤海地区很多地方政府规划了很多园区,但现在极少有园区形成了自己地方产业特色的产业集群。产业集群根据创新性不同,也有生产型和创新型的集群。

我们的建议,第一,要去提升这个远去的营商环境。麦克波特教授提出了竞争优势理论,也就是说一个地区的竞争力主要是由生产率来决定的,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投入多少钱进去就能收回多少钱,这是投资回报,或者这个地方的工人能拿多少工资,或者我投入劳动力、土地、资本以后,总和的生产率是多少,这是竞争力的一个根本来源。所以我理解,这也是我们当前要推动供给侧改革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这种生产率主要是由四个方面的要素和条件来决定的。第一个就是这个地区生产要素的情况,特别是一些高级高端的生产要素情况,比如说你的人才能不能够在这里聚集,能不能在这里落地,你的风投是不是能够在这里发展得非常完善,技术能不能源源不断地在创新出来,这都是非常重要的生态。第二个还有本地需求。昨天我们和喻董事长讨论的时候也说,中国特别像武汉这样的地方,我们要去发展集群,湖北省政府的政府采购、武汉市政府政府采购对推动内陆地区创新性集群滚动效应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推动力。实际上在美国这样的国家,美国这样的所谓民主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你去看,它的华盛顿特区周边的首都圈也是有大量的通过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公共服务的投资,以及政府部门大量外包,形成了一些服务外包的产业集群。现在美国的首都圈跟中国的首都圈一样,当民主党上台以后,经济发展的动能就非常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本地需求。当然还有相关和支撑产业,比如说我们要在这里做软件,硬件不行,特别是一些底层的软件也很难发展。还有就是企业的策略、结构与竞争,最近北京大学经济学家周教授就讲,过去三十年,企业战略是一种低成本导向的战略,美国人如果同样做出这个产品来,我们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去生产同样的产品,我们只不过是用更便宜的土地、更便宜的劳动力替代他们的机器与生产工具就能成功,但现在中国市场结构出现了重要的转变,对高品质产品的追求使得企业的策略应该朝着一个不是低成本而是差异化、差别化的竞争战略方向进行转型。波特还讲到了机会与政府非常重要,比如说大的危机,大的经济结构变化,其实对企业来讲,对于一个园区来讲都是一种机会。他认为,我们去打造一个园区层面本地化的集群,关键要在四个核心要素所形成的综合营商环境方面进行改造与提升。比如说怎么去鼓励企业之间建立更多的联系,包括各种企业家俱乐部、合作的管道机制都很重要。第二个机制是提升园区的生活品质。哈佛大学另外一位教授叫爱德华格莱泽提出城市生活便利理论,你要想这个地方有人才涌现与聚集,关键是要提高这个地方的生活品质,包括很好的生活条件、基础设施,城市文化的多样性、包容性,良好的公共服务设施,特别是在中国就是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情况非常重要。当然了,还有优美的自然环境,我自己认为,武汉在这些方面是非常有条件的,特别是在北上广深(广州已经慢慢比不上深圳了),虽然他们房价不断提高,要素成本不断上升,我觉得会有越来越多的创业阶层会转移到武汉城市群、长江中游上游城市群中来。也就是说我们应该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机会,怎么依托这么好的山山水水,这么多样的饮食文化,打造全世界最好的城市生活品质,我觉得这是我们阮成发书记之后或者他大兴基础设施建设之后,武汉这个城市最最重要的战略之一,也就是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把每一条街道,每一条道路,每一个商场都做成精品。

第三个策略就是后置产业集群“公地”。有几位学者研究了美国,发现美国的专利源源不断产出,但劳动生产力并没有提高,你去访问他,发现美国工人工资跟十年前差不多,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存在着产业的“公地”,在这个地方支撑产业发展的大量基础设施,专门的知识开发能力,以及先进制造的能力,这些东西随着制造业转移,空心化的话,创新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创新这样的东西,不会虚无缥渺地在大学里、研究机构产生,一定要在大学和生产性企业的交流互动过程中才能够产生。

第四个模式是中国的实践。重庆王市长的五个故事,通过对内陆地区的更长链条加工贸易的生产集群的形成与打造,打造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笔记本电脑产业集群。五个故事中,一个就是形成5+6+860上中下游产业链集群。第二是俞新欧为代表,重庆形成“三个三合一”开放特征。再一个就是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这很值得武汉研究。像湖北江汉平原地区的人口,有一些已经不是湖北人,已经变成福建人、广东人了。再就是地票制度,解决资金的问题。

第五个策略叫做产业链创新孵化模式。我们自己研究的一个案例,就是苏州打造了一种“小核酸”产业集群,通过大量基础研究的工作室,从上到下形成产业集群,通过资金链、市场链融合发展,形成创新性的产业集群。当然这需要很多的钱。

所以说产业集群某种意义上不仅仅只是创造产品和服务,更多的是创造了一种新的科研方式和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方式。

三、第三个方面介绍一下在国家层面怎么实现不同类型的、不同规模的、不同地区的产业集群。

在座的各位有很多园区的领导,我相信大家最头疼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大家都在搞生物医药,都在搞光伏,都在做软件产业园,这些园区怎么能够协调,怎么协调?中央政府能不能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到底哪些地区应该去发展软件,哪些地方应该发展硬件,我觉得长期以来,特别在过去三十年,我们鼓励地方进行探索创造,然后中央再对这种模式进行总结、提升、认可,是这样的一个制度创新路径,我们极少从国家层面对这些园区进行协同。但我们现在发现,既使是在西方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有国家层面的产业集群政策。比如说欧洲,几乎每个欧洲都有产业集群政策,美国有56个中小的创新型项目,日本在2006年也发起产业集群项目,试图挽救或者减少日本经济长期衰退的情况。尤其是韩国知识经济部成立了一个韩国的产业园区工团推动国家集群建设与协调。在中国2015年的时候,工信部出台了《进一步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指导》,实际上2011年科技部火炬中心就有一个创新性产业集群建设工程的方案,总共认定了29个集群。也就是说,虽然产业集群这个概念在中国已经不新,在座的各位领导都很熟悉很了解,但事实上这些年由于条块分割的原因,没有形成一整套真正去培育扶持做大做强国家产业集群的系统政策。

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新区、新城,没有成功的产业集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些关键要素存在市场失灵。我觉得在这个要素里,只有劳动力是属于在座的各位,其他的像“资本”,大量是被国有企业、国有银行等控制垄断。“技术”,科研人员大部分还是国有的。“土地”,尤其是土地,它是不完全市场的。原因就不深入展开了。加上特定的考核制度,形成了一种中国特色的工业用地市场。它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说它是过于稀薄的市场,比如说光谷对某一块地进行招标,真正来投标的,不会是全国企业,而是光谷比较熟悉的少数企业。同时还存在信息高度不对称,很多企业拿地之前做了很多包装,拿地之后,他们长期不做园区开发与建设,以及企业招商引资。我们就不展开了。

在中国未来二三十年里,可能还会继续是不那么完美的市场条件下,我们怎么办,可以用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斯用的市场经济的方法帮助推动。其实现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应该不是简单的对立排斥的关系,政府也是市场游戏规则中的一员,但政府有公权力,他可以通过一系列交易规则设定来创造市场,所以我认为中国未来二三十年改革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在改变我国根本制度条件下,大力推行推动各种不同层级的、不同类型的市场的设计。我们像家长管理小孩一样,把小孩子制定好游戏规则,制定好学习的规划,让他自己去玩,你不用亲自干,不用陪着他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有一种把经济学理论计算方法就是用优化的方法,以及实验的方法和大量的观察(在座的领导对市场、对产业、对产业集群都从管理者的角度进行大量的观察,有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应该共同结合起来,通过“经济工程学”的应用。这些方法已经用到婚姻匹配上、学生就业、器官移植等一系列不能够完全用价格调整的领域,他们有非常成功的经验。

所以我们建议在国家层面,未来应该建立一个统一的工业用地市场平台或者清算机制。用大学招生的办法,在座的各位园区或者像东湖高新这样的平台企业,我们去制定园区发展的产业方向,研究产业的规划,打造园区形象。就像一个大学一样,武汉大学主要是招地理信息系统专业的学生,华科招城市规划方面的学生,可以把专业的信息在互联网平台上进行充分的交流。然后我们希望每个月或者每周都可以由在座的各位企业家,你们去填报志愿,我现在要投资哪块地做软件,会进行排序,东湖软件城是第一个,郑州软件城第二个,排了之后,我们有一套方法进行计算,计算完了之后,最后告诉你,你们这样的一个企业去东湖软件城是最好的。实际上中国大学的招生,现在这种平行志愿的方法就是用这一套系统。当然说,是不是匹配上了就一定去呢,你可以不去,但你填报志愿的信息和出清情况已经在网上记录下来,这样未来会有很多好处。第一到底哪些地方适合做软件,可以通过填报志愿的情况,把这个地方的比较优势写清楚。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好处,如果中央政府李克强总理明知武汉不适合做软件,但我们就要在武汉发展软件,这是国家战略,可以精准计算应该在武汉补贴多少钱,如果这个企业到了武汉光谷软件城,就补贴100万,再看这个填报志愿,就可以算出来应该补贴多少钱。我觉得这可能是使中国地区之间形成有序治理以及推动发展的思考方法。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国家应该成立产业集群统一管理的委员会,以集群为导向,对现有的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进行打包,核心的目的就是要去培养几个真正能够代表中国人在未来三十年,在世界上有发言权的产业集群。当然还发展有公共服务平台,特别是大数据平台,完全可以把软件相关的教授、学者、博士生、硕士生、企业家的数据收集整理起来,这样就可以为中国所有软件园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就像建立中国的高铁系统和高速公路系统一样,提供中国的知识基础设施系统。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的优势。

四、全球层面怎么办。我认为是推行产业链的管理和整合。

有学者提出来,现在国际竞争已经不是企业竞争、产品竞争,而是集群的竞争,而是产业链的战争。中国人未来要在世界上真正有竞争力,除了国防、文化软实力之外,更主要的是,必须要在6+1产业链中,从加工组装的部分延展到产品研发和品牌环节。我自己建议,打造世界级的集群可能未来要去整合两大战略,第一个是研发战略,要在关键的知识领域有知识产权,第二个是R&D战略,就是集群出海,R&D对中国企业科研人员都是一个考验,中国这些年,我们的技术、品质有所提升,但最多就在山中,未来只有不断地攀登技术的阶梯和高峰,才能真正有竞争力。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在整个带路的大格局中推行集群的输出和过剩产能的输出。这方面,像福建那边有很多民营的企业家,他们都做在了前面。

最后实现三个协同最主要的是培育世界级创新集群的运营商。现在这个集群的打造已经不能完全靠政府部门派一个领导到园区当管委会主任就可以搞定,我自己多年的规划和研究经验发现,不行了,前三十年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去了就是修路征地,搞房地产开发,现在一个规划局的局长,也完全可以开发一百万平米的房地产项目,没问题,太容易了。但怎么去打造集群,比较复杂,不能够完全靠一二个政治觉悟很高的,所谓的行政管理能力很强的领导就可以搞定,需要一个庞大的体系。我的建议,第一要培养产业集群管理的职业经理人,中国最成功的就是黄奇帆。第二个要有大数据库作为支持,这是美国人已经把美国所有的企业和每一个区域的产业情况都建成了数据库,你可以进行查询,这是他们油气工程的产业链,当他们制定一个地区的产业发展规划时,会研究说这个地区在产业链的哪个环节上,你的劳动率是多少,全要素生产率是多少,竞争力是多少,你的上下游都在哪儿。第三个建议,建议专业化的运营商要在园区成立所谓的集群委员会或者竞争力委员会,推动公私合作。这是美国的南卡,跟湖北很相似,是一个快速发展的美国再制造业化的集中区,成本比较低,制造基础比较好,所以我觉得,我建议武汉湖北应该去学习南卡的做法。第四个建议,应该以专门化的运营商为主题,推动园区或者集群连锁化经营。未来的中国,像易达专门做软件,就把软件研究透,所有的人脉资源、知识资源都集中在软件领域,但我们可以跟全国很多类似的园区进行经营和连锁化管理,我看到在这方面东湖高新也做了很多探索。

我的最后一点期望,希望能把东湖高新集团这样的企业打造成为中国世界级的产业集群运营商,能够让中国在座各位的管理园区里有越来越多的世界级的产业集群或者集群运营商。谢谢各位。

[责任编辑:王天天]

标签:经济 创新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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