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试药者：埋名隐姓是规矩 用生命换取酬劳

如果我能多试一些药，妈妈说不定就不会这么早离开我了

“我们试药者获得的金钱和我们的付出真的匹配吗？”这是让肖周一直困惑的问题。

一次试验中，在医生电脑上无意看到一份文件，肖周发现药厂准备给试药者的钱是3万元一个人，但是那次试验他只拿到了2500块钱。

据杨建良透露，他们研发的新药在国外进行药物临床试验时，给受试者支付的费用少则几千美元，多则上万美元。

但在中国，从药企到CRO，再到医院、中介，再到受试者，这存在着一个利益分配链层层盘剥，受试者拿到的往往是小头。

在国家食药总局颁布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中，明确规定了受试者的权益保障。该规范还指出，应遵循《世界医学大会赫尔辛基宣言》，即公正、尊重人格、力求使受试者最大程度受益和尽可能避免伤害。

但是受试者在药物临床试验过程中遭受伤害的例子也并不鲜见。一名先天性血友病患者，在参与一家医院的新药试验后身体产生抗体，只能使用价格更昂贵的药来治病。

“受试者进行权益维护的最大难点，在于一个人与药企或医院的对抗，”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卓小勤说，“他们明显属于弱势群体。”

当“为了金钱，出卖身体”、“拿健康换明天”等字眼出现在报道药物试验者这一群体的新闻报道中，肖周觉得“尊严受到了伤害”。

“大家都有这个观念，没有尊严，和那些卖血的似的，在出卖自己。”肖周自己也很矛盾，他认为参加药物试验跟献血相似，都是在做贡献，一方面又觉得试药者出卖自己；他一方面对媒体指出药物试验者为了钱出卖身体，表示不满，一方面又对这种说法表示认可。

他也会像有的受试者一样，在体检中作弊，蒙混过关，并且不介意和别人侃侃而谈作弊的“招数”。

偶尔，他会觉得自豪。特别是2012年夏天，一次陪朋友去药店买药，药师拿出一盒药，就是肖周第一次试的治疗过敏性鼻炎的药物，“你们不知道，我那个时候的心情，有种不能被表达的激动，还有些略带冷漠的伟大。”

如今，他从一个默默无闻者，走到聚光灯下，“就是要推动社会对这一群体的了解，更希望医生首先避免对受试者的歧视”。

就在今年4月份，肖周的母亲不幸去世，因为“她的病已经没有药能治了”。站在母亲的病床前，肖周想：“如果那时候自己多试一些药，没有拒绝那些感觉有些别扭的药，说不定妈妈就能用上儿子验证过的安全有效的药物。那么她就不会这么早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