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可能在经济转型中碰壁

今年“两会”后的一系列信号显示，中国新一届政府在经济转型方面“动了真格”。即使经济重归减速，中国政府也不急于刺激，而是采取简政放权、推进市场化改革的方式，希望兼顾长短期的发展，引导中国经济去杠杆。

这种坚持转型的决心，在近期的“钱荒”中表现得格外明显。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回应相关询问时表示，此次货币市场利率的波动，其积极意义在于提示银行，需要对自己的资产业务作出调整。此前，市场已基本形成共识，央行放任“钱荒”不理，旨在敲打“影子银行-地方债”的利益输送链条。结合去年年底至今年上半年的一系列监管规定看，决策层主动推进经济转型的意愿显露无遗。

诸多的监管规定，均指向了中国的地方政府。事实上，从三年前开始清理地方债算起，中国地方政府所仰赖的投融资平台，便一直是上级部门重点监管的目标。只不过，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中央政府在相关政策上一度出现摇摆，令地方寻求到了可观的套利空间。而今，随着新一届政府大幅放宽对经济放缓的容忍度，类似的监管套利面临着严惩(就像此次“钱荒”一般)，中国的地方政府也将不得不展开实质的转型。

我们关注的是，中国的一些地方政府很可能会在经济转型中碰壁。即使中央倒逼，地方政府长期倚重的增长模式也不是说变就变的。一方面，离开了过往的“项目驱动”，部分地方政府会感到无所适从，不知该做些什么；另一方面，过去已经做的一些项目可能无法继续，这就会出现局部的金融风险。

典型者如治理产能过剩，这是中国经济降杠杆的重头戏。今年以来，中央部委连续发文，希望通过企业兼并重组，以及淘汰落后产能等多种方式，推进这项工作。不过，正如此前我们预期的那样，治理产能过剩的关键是治理地方政府。在行业(因过剩的产能)出现困难时，地方政府依然或明或暗地给予了不少支持。比如在钢铁行业，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出手为亏损钢企兜底。数据显示，沪深两市35家以钢铁作为主业的上市公司中，仅去年一年，各地政府对钢企的财政补助即达到61.457亿元，为2011年的两倍。

要改变地方政府的“阳奉阴违”，改革地方官员的政绩激励是必须的。在6月底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倘若这种激励上的转变能够落到实处，对地方政府推进经济转型可谓事半功倍。但问题是，类似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等指标，殊难量化，也很难谈得上可比性。在更为根本的权力体制不作出改革，依然是由上级考核下级的前提下，激励机制的转变是无法水到渠成的，将遇到相当多的挫折。

地域差异也是地方政府转型中将要面临的困难。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平衡，东、中与西部地区的发展程度有着显著的差异，不可一而概之。很多被沿海地区淘汰的产业，可以在中西部地区寻找到一席之地，那这是属于“走老路”，还是也可视为转型(产业结构升级)的一部分呢？中央对此需要给出答案，为地方上的转型规划好方向。

在我们看来，考虑到中国的国情，经济转型应该有多种模式，因区域、城乡不同，转型模式也要作出相应的调整。沿海的转型更多转向创新，在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筑巢引凤，推动产业向高端形态升级；中部地区则应着眼于原有产业结构升级，承接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西部可能更多强调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也只有物尽其用，才可称得上提高经济质量，而不陷入同质化发展的怪圈。这需要地方政府对自身的发展有着深刻的认识，以及清晰的规划。但目前来看，情况并不乐观。

最终分析结论：中国的经济转型“动了真格”，地方政府将被迫作出调整。可以预期，中国的部分地方政府将在转型中碰壁，经济转型也很可能遭遇到相当多的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