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炒房团弃房跑路 夫妻、官员半夜跳楼自杀

政策风云突变

政策的变化很突然。繁华依旧之时，2011年9月，银行贷款迟迟下不来，江涛和胡福林都觉得要出事！

就在跑路几个月前，江涛用1亿现金买了一个办公楼和5套房子。这1亿里面有6000万来自民间借贷。按照之前的经验，他可以从银行贷1.3亿～1.5个亿，“但最终从银行只下来了大概3000万。”

2010年后，通胀之虎如期出笼。在CPI高位徘徊的严峻形势下，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急速转向紧缩。2010年10月以后，央行5次加息，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至21.5%的惊人比例。2012年8月底，央行再发通知，将商业银行的保证金存款(包含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三部分)纳入存款准备金的缴存范围。“这相当于未来6个月内收紧约9000亿元资金，接近3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效果。”农业银行浙江分行高级经济师吕志强说。

江涛和朋友在银行都是短贷长用。比如说银行的短期贷款5000万，3个月一转债，贷款先还上，再贷给你。但是上面一声令下，所有银行都要回吸存款。“银行的人哄我，你去民间先借点还上贷款，一个礼拜之后我再贷给你。”

“在温州，我每天最怕接的电话，就是有企业家咨询我贷款到期，到底还不还？如果我建议他最好不要还，这等于让企业家失信；如果我以信用之名劝他还贷，他还贷后可能再也无法获得新贷款了。”周德文说。

果然，银行变卦了。江涛还给银行的5000万是三分利、五分利从民间借来的。“银行继续拖着我，一直说下个礼拜就放贷。”5000万高利贷不还，十天半月，逼债的人就到了，只好再去借，借到最后就是五分利变成了一毛利，江涛最高一个月付了670万利息。

2008年，胡福林的信泰集团下属公司进军太阳能光伏产业，向银行和民间分别借贷6亿元，共计12亿元。将巨资“砸”进太阳能后，才知道这个行业的信贷政策都是向大型国资背景的企业倾斜，民营中小企业受歧视、受排挤。令他万万想不到的是，接踵而来的欧债、美债危机导致国际市场及产能过剩，欧美政府取消对太阳能的补贴，使之利润率从70%骤降为10%。胡福林无比痛心，这些产业机械装备投资动辄几百万上千万，“逼上去就没有后路。”

银行变脸，胡福林投资新能源颗粒无收。此时的他，已经很难再向银行借贷到资金。在出走前20多天里，胡福林一直在还债，最多的时候，一天几百人催着胡福林还款。“后来有一笔即将到期的几千万元的银行贷款实在周转不过来，我的信心也就没了。”胡福林在出逃的前夜，还打电话给当地政府领导，希望做通银行工作，续贷一笔钱给他，但没有结果。

“刚开始不断地让你跑100码，现在突然让你刹车到20码，不翻车才怪。”周德文后来和胡福林有过一次深谈，胡福林也感觉就是做了一个噩梦，反思这是血的教训。

银行的日子也不好过。“当时温州市银行不良贷款率为3.79%，个别银行甚至一度突破8%，远远高于全国银行业的平均不良贷款率。”周德文说。根据温州市金融办的数据显示，2013年3月有些银行不良贷款率更是攀升到4.01%。一家商业银行一下子开除了一百多个人。不少商人为表达自己的愤怒，到银行去搬桌椅板凳，“骗”字变成商人形容银行的常用词语，温州银行和企业之间由来已久的畸形、纠结关系一触即发。以至于2011年10月初，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赴温州安抚。半年后，温州金改出炉，已是后话。

彼时，为了防风险，有些大银行的高层甚至表示可以放弃温州。银行抽贷使得原先缺钱的企业更为步履维艰。温州市政府专门组织了一次银企座谈会，温州当地26家银行代表悉数到场，当着市委书记、市长的面，众多中小企业主一边倒地声讨银行，要求银行不能抽贷压贷。

“‘五马分尸’，你也抽，我也抽。再这样下去，哪一个企业受得了。”温州开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跃胜表达不满，奥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振滔也告诫银行，温州的实体经济每年对银行的利润贡献将近200亿。“银行别那么紧张。”他们联合工商联32个人签字，每人拿出2000万，在报纸登出来，说不要跳楼，这里有钱。

“我们处理过的一些案件，光付高利息就三五亿。”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兼主任、律师陈有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两年接手的都是类似案件，路线图也都是以银行变脸结束。

另一项政策，让情势更加雪上加霜。在温州商人眼里，当时的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最大施政动作主要是两招，拆迁、拆违。温州的很多小微企业包括作坊式工场，几乎被拆光。这一行动，被一些银行、企业界人士认为是致使温州企业加速倒闭的重要原因。

2011年初，温州市委市政府出台23号文件。文件中有一个条款，取消了工业用地的市场化，不能自由买卖。与此同时，政府规定，凡是违章的土地均不能在银行抵押贷款，所有续贷的企业必须到政府盖一个章，证明企业没有违章才能到银行续贷。

温州土地稀少，大部分的企业用地都是见缝插针，多少都有违规行为。尤其温州劳动力密集的传统制造业多，大部分的企业都在自己的工业用地上盖房子用作职工宿舍。这也是温商在危急时刻，希望透过抵押工业房产，渡过流动性危机的最后一招。奈何两年前的秋天，温商已是“叫天不应，叫地也不灵”。江涛说，这让不少企业主感到绝望，认为这项规定不审时度势，灵活变通。

一跑了之

江涛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跑路。两年前，他最吃惊的是温州宝康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保忠，抛下多年家业，在中秋月圆之夜一跑了之。事发前，他还经常见到吴保忠开着500万的劳斯莱斯到处露面。

2011年9月开始，跑路随即如潮涌来，整个温州到处蔓延恐慌的情绪。在温州本地租厂房的外地老板跑得越来越多，而温州本地老板跑不掉自杀的越来越多。在温州不少商人是裸商，早就准备好各种手续跑路，工厂土地都是拿到银行抵押的，跑路后，银行即使收回土地和厂房也是烂摊子。

跑路发生在9月一点也不奇怪。每逢3、6、9、12月月底，银行的季度考核指标下来，很多企业要帮助银行拉存款。“不帮忙拉存款，下次批贷款就会出问题。”江涛说，他们其实都是去买高利贷给银行。

跑路的人越来越多，“很多比我厉害的人都走了，我感觉没希望了。”2011年9月30日晚上，几个公务员债主堵在江涛家里，逼着他要钱，江涛觉得自己可能有危险。“部分公务员钱来路不明，我拿你的钱跑路，你敢报案吗？”一念闪过，江涛做好了跑的打算。“如果真的一直待下去，我也很难设想。也许进了公安局，也许像有些人一样，从楼上跳下来。”江涛没跟任何人打招呼，换掉了4个手机号码，到山城重庆投靠朋友。对不知情父母的内疚、与妻子的不停争吵，都告一段落了。

周德文告诉记者，在温州永嘉县黄田镇，2011年9月一个月内就有100多家企业关闭。2011年，在跑路重灾区龙湾区永强镇，仅2011年8月就发生了20多起跑路事件，其中涉及金额10亿元以上的“老高”跑了3人。仅9月22日一天，有9个老板跑路，网上还爆出了一份《温州老板跑路清单》，涉及金额从几千万到十几亿不等。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得知，仅2011年11月8日至13日，就发生了1人跳楼、1人跳江、2人注射毒品自杀。11月8日凌晨，家住温州黄龙住宅区的童某因上家跑路、亲戚朋友上门逼债，在家中跳楼自杀。11月11日中午，浙江嘉居房地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某在瑞安跳入飞云江，也与担保公司放贷有关，后被江上一条挖沙船救起。11月13日，温州一家开担保公司兼贸易进出口公司的林氏夫妇在洞头县大门镇老家双双注射海洛因自杀。

官员也加入自杀的队伍。12月20日，温州龙湾区风景旅游管理局局长王某跳楼身亡，法院人士告诉记者，他也与民间借贷有关。据温州市两级法院统计，仅2011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民间借贷类立案数累计高达1000多起。

但也有浑水摸鱼，趁机会赖账不还的商人。温州市市长陈金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温州市政府包括司法部门也在严厉打击恶意欠薪，搞假倒闭、假出走、假破产的人。

跑路不是出路

2013年6月，跑路近两年的郑珠菊和其父因涉嫌非法经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47多亿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9年。郑珠菊曾是温州市龙湾区“百乐家电”女老板，在温州有“家电大王”称号。

江涛的朋友、来自龙湾区蒲州街道的叶某、陈某夫妇，也因高息借贷5000余万元后“下落不明”，江涛知道他们租住在四川广安一个朋友的房子里，几乎足不出户，直至2013年6月被抓。

8月8日凌晨，涉嫌非法吸存款2亿多元、外逃近两年的姜某夫妇被警方押解回温。夫妇俩原本在乐清办一家上规模的不锈钢企业，其公司鼎盛时年产值达8亿元。姜某夫妇是温州龙湾区警方2013年“追逃治赖”行动开展以来抓获的第三对“跑路”夫妇，《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得知，目前已有13名“老赖”被警方抓获或主动投案自首。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公安部门累计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越来越多。根据温州中级人民法院统计，近年来，温州中级人民法院民间借贷收案数量急剧上升。2012年，全年收案数量19446起，比2011年同比上升61.46%；2012年，全年收案标的额为220.39亿元，比2011年同比上升106.16%。

很多温商一下子“回到了20年前”。2013年3月，资不抵债的森泰集团向乐清市政府递交了紧急报告，要求破产重组。森泰成立已20年，在乐清当地是明星企业，曾跻身中国电气行业百强。

主动申请破产的企业还在增加。2013年以来，温州两级法院已经受理各类破产案件86件，是2012年全年受理案件的3倍。

跑到重庆的江涛选择开网店卖衣服，不再想着赚几个亿，但从头再来并不像当年那样容易。以前温州人在外地是金名片，银行最愿意贷款给温州人，对温商贷款没有限制。现在各地银行对温州老板信用审查最严格，“完全倒过来了”。尤其是温州永强的人基本不给贷款，江涛臭骂银行是“晴天送雨伞，下雨收雨伞”。

无论如何，温商的商业信用严重受损。江涛给老婆打电话，老婆也骂他：“赚了钱就吹牛，亏了钱就跑路，今后谁敢与你打交道？”

以前，江涛的保时捷和宾利的司机随时在楼下候着，现在到哪里去经常要等地铁。2012年，温州的豪车却开始大甩卖，吸引了全国的人赶来抢购。“现在才知道：重庆怎么这么大，好像比上海还大。”每晚很难入睡，总要喝很多酒，抽很多烟，想想自己当年拿着超大水晶杯，像喝啤酒一样喝红酒，多俗气，没品位。有时电话响起，来电显示是温州的号码，江涛心中会立刻堆满不祥的预感。

此时，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乡，正常经营的老板也受到很大影响。手机不敢关机，不敢出去度假，出国正常谈生意也不敢去，没事要经常出来亮个相，“几天见不到就以为跑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