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俗信仰而非迷信 存在未必就是合理

乡下过年，烧香拜佛必不可免。名寺古刹自然人满为患，就连荒山野岭的无名寺庙，都熙熙攘攘，门庭若市。记得八年前，我第一次去妻子家里过年，被丈母娘叫去拜佛，到了半山腰的一座寺庙，入目一片残败，然而香烟弥漫，香火极盛，参拜者络绎不绝。当然，这些善男信女几乎都出自草根，名寺门槛太高，只能来此无名之寺，求一个心安。

当拜佛者挤破了庙门，有些寺庙遂主动出击，送佛下乡，供村民参拜。各村轮转，短者半天，长者三天。村民所敬献的香资（香火钱），足令下乡的佛祖和菩萨眉开眼笑。

“封建”被误用，源自政治对学术的强暴。“迷信”沦为一个贬义词，则源自理性的专断。从迷信的字面来看，指盲目相信，至于相信什么，并未交代。那么，我盲目相信理性、相信科学，是不是可称迷信呢？显然不能，因为迷信的定义者，便是理性与科学的力量，它们岂能自己否定自己，在自己身上，涂抹负面的釉彩。

这么一来，作为名词的迷信，定义当可明确：盲目相信非理性的事物，如仙佛鬼怪、风水八卦等。那位高中生将母亲拜佛称为迷信，正符合这一定义。只是，他的言下有一种贬斥之意，则令我深思：迷信何以沦为一个贬义词，像拜佛这样的行为，应该受到贬斥么？

迷信沦为贬义词的背后，则是理性与非理性、经验与超验旷日持久的战争。当前者占据上风，后者便被打入另册。反之，如你所见，古代中国，一旦遭遇旱灾，从帝王到民间的领袖，都会率众祈雨，请求天降甘霖，惠泽人间，放到今天，这自是迷信无疑，依理性与科学的指引，该采用人工降雨才是；然而在当时，却无迷信之斥，国人视之为常态，因为对他们而言，理性之上，还有天道，还有鬼神（如风伯、雨师、龙王等），相比之下，后者更容易唤起他们的敬畏。

基于此，关于迷信之争，可以转化为另一个问题：理性当道，能给所谓的怪力乱神留出多少自由驰骋的空间？要知道，以理性的自负，走到极致，甚至敢于直接宣判上帝的死亡，这便是向宗教开战了。迷信比之宗教（其实迷信与宗教仅仅一纸之隔，你说拜佛是迷信，我何尝不能用佛教信仰为自己辩解），更下一层，自然在劫难逃。

但是，理性全知全能吗，理性能包办一切吗？以圣人的大智慧，都不敢把手指伸到六合之外，而保持了“存而不论”的谦卑。须知，谦卑以及敬畏，正是理性主义的补药。缺了这味药，理性易于走向极端的癫狂，成为另一种“迷信”。

现实则是，在理性的主宰之下，求签、卜卦、降乩、风水、祈神、拜佛、鬼怪、巫术、报应论等，统统被纳入迷信之列，再压上一块“封建”的政治石头，使其永世难以翻身。另一面，这些怪力乱神，并未因迷信的罪名而一蹶不振、消声灭迹，在禁锢的年代，它们潜伏下来，犹如一块木炭，碰到火星，就会迅速燃烧，于是在自由的年代，迷信死灰复燃了，这不仅发生在民间，就连堂皇的官方，都响应不已，如对风水的讲究，对神佛的朝拜，甚至更胜一筹。

存在未必就是合理，不过，迷信的风行，却需要我们正视与反省：迷信这个概念，是不是过于狭隘；迷信身上的色彩，是不是过于浓烈；我们对迷信的态度，是不是过于粗暴？单说过年烧香拜佛，你可以视之为一种虚妄的信仰，然而对一些参拜者而言，这不是信仰，而是历久弥新的文化与生活传统；对另一些参拜者而言，他们甘愿生活在这样的虚妄（你认为虚妄，他却觉得充实）之中，而不屑你所言的理性与科学。

当他们压根不讲理性，你能用理性的语言去说服吗？这正体现了理性的限度。我以为，对理性之外、用理性无法解释、无法对话的事物，不妨保留一分宽容、一分尊重。一个幸福的世界，应该是一个多元的世界，参差多态，百花齐放，经验与超验、科学与迷信，完全可以并存，而非东风压倒西风。你信仰牛顿的苹果，我信仰乔布斯的苹果，他信仰伊甸园的苹果，这并不冲突，我们三人何不心平气定坐下来，玩一盘三国杀？

百年以前，鲁迅先生说“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自有他的深意，那是一个启蒙的时代、革命的时代，他胆敢如此呼吁，可谓反潮流。而今我只想借用“迷信可存”四字，不是为迷信辩护，而是力图祛除对迷信的妖魔化，还其本原与自由。

也许，最大的祛魅，最关键的拨乱反正，即停止使用迷信一词。信仰终究是个体之事，是公民的合法权利，属于私域，只要不至伤风败俗、违法乱纪，无论权力者还是知识分子，都该敬其三分，而非恶语嘲讽、横加干涉，动辄斥为“迷信”，当是越界之举，尤其对知识分子而言，其心头那根自负、谵妄的毒刺，若不早早拔除，终将反噬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