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义龙：我国推进新能源产业发展迫在眉睫

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义龙（资料照片）

全球金融危机背后有更深层次原因，那就是世界性资源、环境与石油危机，进而引发各国政府对加快新能源革命步伐的思考，发展生物质新能源具有战略和现实意义。——陈义龙

化石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记者：您一直在倡导并大力推动生物质能源产业，其背景是什么？

陈义龙：2008年因美国次级债而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已五年了，尽管各国都竭尽全力应对危机，但效果十分有限。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没有消除，新的欧债危机又出现，美国和日本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将引发贸易保护主义及货币战争的风险凸显。对这场危机，世界主流的认识是将其归于美国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不力以及华尔街金融大鳄的贪婪自私。其实其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这种危机的集中爆发实质上表明工业文明时代所依赖的化石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未来预测大师杰里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也说，政府首脑、商业领袖、经济学家们有义务找出造成世界经济动荡的真正原因。他们仍然认为，信用泡沫和政府债务与油价之间没有关系，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他们正处于石油世界的衰退期。各国领导人如果仍然认为信用和债务危机仅仅是由于未能有效监管市场，他们就不可能找出危机的根源并有效应对。我们正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石油世纪的最后阶段，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严峻现实，因为这一现实将迫使人类迅速过渡到一个全新的能源体制和工业模式。否则，人类文明就有消失的危险。

里夫金的观点值得注意和关注。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人类社会正在迎接一场以“新能源、新材料和生命科学”相结合的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到来，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生态经济相结合的生态文明社会建设已经开始，在未来数十年的历程里，生态文明社会将全面替代工业文明社会。

我国推进新能源产业迫在眉睫

记者：目前我国面临能源危机了吗？

陈义龙：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以重化工为主的产业结构仍未得到根本性改变，属于资源消耗型与环境污染型，我国化石资源短缺与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极限，如果继续延续传统的化石经济模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2010年相比城乡居民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实现翻番的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同等的战略高度，同时提出要在坚持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低碳发展方式的基础上全力推进我国的新型工业化、 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这一思路的调整抓住了深层的本源，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推进可持续发展。坚持创新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突破我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矛盾日趋尖锐的困境。

因此，必须全力推进新能源、节能环保、新材料、生物、信息、现代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确保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我国2020年原油海外依存度超75%

记者：据你了解，我国的能源供应情况怎么样？

陈义龙：预计我国2020年原油海外依存度超75%。据测算，我国现在已探明的原油可开采储量不到15亿吨，2012年我国进口原油约2.78亿吨，占消费量的57%以上，到2020年原油对海外的依存度可能超过75%，每年约有4.5亿吨原油从海外进口，中国能源的命运完全交给国外。

有人说美国不从国际市场进口原油，那未来国际油价一定下降，但情况恰恰相反，美国不从国际市场进口原油，国际原油市场变化与美国无关，而国际原油期货市场主要是美英两国掌控，同时中东地区的维稳问题美国绝对不会再付出成本，所以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中明确指出，“关注中东政治动荡的国际观察认为，这个地区将很难恢复正常生产。历史上，独裁政府长期地统治着社会精英并实行集权体制，石油时代的结束预示着独裁政府的末日。这并不是巧合。虽然中东地区年轻人的觉醒值得赞赏和支持，但石油危机后的几年，将有两个相关的现象出现：一个是总需求上升，它将把油价从每桶150美元推高到每桶200美元甚至更高；另一个是石油盛产国因政治动荡导致的生产中断，它将同样推高油价。”

油价高影响经济运行安全乃至国家安全

记者：这样的对外依存度会带来哪些问题？

陈义龙：未来每桶油价可能达到200美元以上，这对我国来说经济运行的安全已上升为国家安全的严峻问题，留给我国准备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全球金融危机使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从148美元/桶降到100美元/桶左右徘徊，这种态势有可能还会持续若干年。抓住这一特殊机遇，2020年以前我国必须解决石油安全问题，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把生物质能源放在国家能源安全与经济安全的战略高度

记者：你认为我们解决问题的出路在哪？

陈义龙：两院院士石元春先生指出，“为了国家能源自主与安全，以非常举措，将减少油气进口作为战略突破口。这一方案的提出和实施是需要极大勇气与决心的，要像上世纪50年代抓‘橡胶’，六七十年代抓‘两弹一星’、七八十年代抓‘粮食’一样地打一场绝地反击战。” “我是参加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里面农业组的组长，我推荐了一个重大专项，就是类似于‘探月工程’，类似于‘两弹一星’的重大工程，我推荐了一个叫农民生物质工程。”

从2004年石元春院士提出种植大庆油田的构想，直到现在他一直在呼吁把生物质能源放在国家能源安全与经济安全的战略高度来重视。

而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使将柴禾变油的神话故事变为现实，创新的实践完全可以将石元春院士提出的种植绿色油田的构想变为国家的能源战略，予以实施和推进。

生物质能源科实现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记者：你如何看待生物质能源所发挥的作用？

陈义龙：以生物质能源替代化石石油能源，建立国家能源的自主、安全、稳定体系，同时履行了温室气体减排义务，还可以带动数千万人就业，实现社会的稳定，确保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目前来看生物质能源必须承担这一责任与使命，这是由科学与历史的唯一性决定的。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风能、太阳能、水能、核能都无法生产出石油替代品，只有生物质能才能生产出高品质、高清洁的石油商品的替代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现在和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强大的国内市场需求以及我国石油这一特殊能源商品过度依赖于国际市场，这已使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命运维系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已构成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风险。

生物质能源理论上具有全面替代化石能源的潜力

记者：生物质能源可在多大范围内替代化石能源？

陈义龙：就全球范围来看，据联合国能源署公布的信息，如果将地球的宜林地全部种上能源林或能源草，每年通过太阳能转化到植物的化学能相当于990亿吨标准煤。2012年全球使用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约为130亿吨标准煤，也就是从理论上来说，生物质能源具有全面替代化石能源的潜力。

我国每年至少可贡献约17亿吨标准煤的生物质能源。我国现有18亿亩耕地产生的农业废弃物和45亿亩林业生产及管护中产生的剩余物，每年产生的生物质原料约相当于7亿吨标准煤。我国还有宜林的沙漠地、荒漠地、盐碱地、荒山荒坡地约40亿亩，如果实施种植能源至少每年还可贡献约10亿吨标准煤的生物质能源。

生物质能源产业可走非粮替代路线

记者：发展生物质能源产业，是否会造成与民争粮的问题？

陈义龙：生物质能源产业在我国完全可以走一条非粮的替代路线，坚持“不与人争粮、不与粮争地、生态增加功能、百姓增加利益”的原则来发展。 坚持优先做高端能源商品原则，也就是用非粮生物质来生产石油替代品。因此，用非粮生物质液体原料来替代石油商品，破解石油危机这是当前唯一的选择。

我国企业所进行的技术开发与应用选择的都是非粮的方向，也就是发展生物质能源不会造成粮食安全问题，这是我们中国人在新能源的核心领域技术研发上已抢占了世界的至高点。

对此程津培院士说：“我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一种对前沿技术的敏感性告诉我们，非粮生物燃油技术的成功商业化，标志着我国在生物质能源方面掌握了世界顶尖技术，是一次引领世界潮流的机会，中华民族实现大国复兴之梦的机遇已经来临。”

新能源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成绩斐然

记者：也有专家观点，发展新能源产业有很多渠道，不只是生物质能源产业？

陈义龙：我国在从“十一五”开始到现在七年多的时间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势头十分强劲，无论是国家的战略规划还是支持性的产业政策及项目投资建设落地都是给力的。

目前我国是世界上风能装备制造业的第一大国，风力发电投入商业化运行的装机容量也是世界第一大国。现在已投入运行的风电装机已超过6000 万千瓦，到“十二五”末，投入商业运行的风电装机将突破1亿千瓦；太阳能光伏产业发展十分迅猛，太阳能光伏电池是世界上第一生产大国，到“十二五”末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将达3500万千瓦是世界之最。这是我国在全力推进发展方式的转变，加快新能源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所取得了不起的成绩。

新能源产业必须坚持低碳科学发展思想

记者：从风电、太阳能光伏发电在内的一些新兴能源产业的发展教训来看，您认为这对新能源产业发展有何启示？

陈义龙：因此，发展新能源产业必须坚持低碳发展科学发展的指导思想，这样才能使得战略性新能源产业承担起经济转型的责任与使命。

由于风能与太阳能生产的电能商品具有间歇性和随机性，未来在我国能源产业结构只能是有限的补充，它适合于分布式和分散式的能源建设与管理模式。风能太阳能不可能承担全面替代的责任，而真正能承担起全面替代化石能源责任与使命的是生物质能源产业。而目前我国能源结构中，急需破解的是石油危机，石油制品的原油对海外的依存度正逐年提高，经济运行的最大风险就是石油安全，只有生物质能源才能破解这一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