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学界现 武汉思潮 专家建议方志应从书斋走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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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学界创新涌现“武汉思潮”

全国新方志理论研讨会在汉召开

武汉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的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项目大型史志《中国红——辛亥革命百年祭》(中文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中国红——辛亥革命百年祭》(英文版)，由英国新经典出版社出版，将于11月3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国际书展会上首发。

21日-22日，由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主办、武汉地方志办公室承办的全国新方志理论研讨会在汉召开。

武汉地方志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舒炼在会上作了题为“方志基础理论的‘武汉思潮’--由‘中国红’引起的争论与探索”的主旨发言，引起与会专家学者的强烈反响。

为了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武汉地方志办公室编纂了大型史志《中国红——辛亥革命百年祭》(以下简称“中国红”)。这部大型史志，是“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中文版、英国新经典出版社出版英文版。专家学者认为，不仅为史志界增添了一朵奇葩，也为方志基础理论探讨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平台。

在“中国红”的冲击下，中国方志基础理论传统派和创新派发生了激烈争论，焦点在三个方面：一是方志编纂能不能“破界”?即能不能超越地域范围?二是方志编纂能不能“合一”?即能不能把志和史这两种体例结合起来，融在一起?三是方志编纂能不能“立体”?即能不能采用多种手段、手法，尤其是现代的一些科学技术?对于这三大问题，传统派与创新派各说各的理，各捍卫各的主义，各坚持各的主张，形成一波方志基础理论的“武汉思潮”。

舒炼认为，武汉通过对“中国红”的打造，对这三个重大而又现实的问题，深入进行研究、实践和探索，最终形成了自己的理念，方志编纂可以“破界”地做，可以“合一”地做，可以“立体”地做。方志应通过多种手段、多个途径及各种现代化技术，由书斋走向社会、小众走向大众。

来自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全军军事志指导小组及各省、广州、南京等副省级城市地方志办公室领导，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浙江省社科院、宁波大学等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武汉地方志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舒炼：

方志要从书斋走向社会

方志编纂能不能“破界”地做?能不能“合一”地做?能不能“立体”地做?武汉地方志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舒炼昨日介绍，方志不可能总是少数人看，要从书斋走向社会，从小众走向大众。

方志编纂

可以“破界”地做

舒炼认为，所谓方志编纂可以“破界”地做，就是说可以超越方志地域和领域界限编纂方志。

他说，地方志具有明显的区域性，这是编修地方志应遵循的根本原则。“不越境而书”这种传统的编修地方志的规则，被新方志继承下来，成为编修地方志的一条重要志规，有它积极的因素。但它是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产物，在封闭的经济形态下修编地方志书是完全可以遵循的。然而，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急剧、深刻、巨大地发生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的区域大市场、国际大流通十分活跃，涉及面极广，充满着急变、突变、交叉混合的重叠变，如果固守“不越境而书”的陈规不变，显然是行不通的。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地区的经济合作乃至跨国之间的经济交往会越来越多，如果认死理“越境不书”，那就容易造成因果不彰，要素不全，从而降低志书的价值及影响力。因此，我们在策划“中国红”时，一开始就提出了打破方志固有的疆域界线，一定要跳出就武汉写武汉、就辛亥革命写辛亥革命的圈子，“越境而书”，“破界”而为。这样，便使“中国红”的撰写有了很大张力，活了起来。

方志编纂

可以“合一”地做

同样，所谓方志编纂可以“合一”地做，就是说可以将志和史两种不同体例“合二为一”融合起来做。

舒炼说，不同观点者认为，方志编纂不能“合一”地做。如果“合一”，那就会造成志书既不像“志”又不像“史”。我们认为，以地域为主要记述对象的传统方志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志属信史”、“志乃史裁”。新方志理论继承了这一思想，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我们在撰写“中国红”中，遇到了这一思想的挑战。因为“中国红”要反映中国近代以来百余年的沧桑巨变，要跨越三个历史时期，其内容十分广博。如果完全采用志属信史观的单一撰著体的形式，就无法展现丰富多彩的社会内容和日新月异的科技成果。因此，我们打破方志固有体例的模式，融合史的综合性、包容性的特点，采用史志合一的体例，便很好地解决了“中国红”的编纂体例问题。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新方志与旧方志不同，应志融史，史贯志，纵横交错，史志合一，这样才能修出具有时代特点的新方志。

方志编纂

可以“立体”地做

方志编纂可以“立体”地做，就是说可以利用多种手段、手法以及现代化技术编纂志书。

曾有人认为，方志的本质属性是资料性和文献性，其编纂不能“立体”地做。如果“立体”地做，嫁接、移植了如文学、艺术、科技等体裁和形式，就改变了方志的基本形态，这是一种错位，甚至可以说是不务正业。

而舒炼认为，在当今的信息社会里，各种传播媒介如林，且以惊人的速度实现着现代化，使得如此大规模的、现实中长年累月靠“人挑肩扛”的志书编纂实践，在日新月异的新技术、新媒介面前相形见绌。传统方志仅以文字为载体的方法在与现代信息载体的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也是必须改变的现状。

方志编纂的目的，是为了让人通晓地情，让人利用好地情，舍其没有别的目的。嫁接、移植文学、艺术、科技等体裁和形式编纂方志，不是为了改变方志资料性、文献性的基本属性，而是为了让这种属性更鲜活起来，让人们能更好地通晓地情、利用好地情。

我们在策划“中国红”时，鲜明地提出了必须突破传统方志单一的记载模式，“立体”地编纂“中国红”，也就是大胆、科学、合理地嫁接和移植其他学科的体例、体裁，为志书内容的编纂和地情资料的开发所利用和服务。我们不搞“一本书主义”，但也不搞“喧宾夺主”。因此，我们在编纂“中国红”中，大胆地将文学中的“赋”的体裁移植过来，用“赋”代替综述或概述，使志书更有文化色彩、内涵和品位，不失为是编纂史志的一种创新，得到专家学者们的认同;运用艺术的手段，把“中国红”写成一部大型音舞诗画《中国红组歌》，用音乐把中国自辛亥革命百余年来的历史讲述出来;把“中国红”开发成一幅“中国最大、世界唯一”的巨幅国画，一出手就轰动武汉、湖北乃至全国，最终形成立体效应：“中国红”有书可读可思，有歌可唱可听，有画可看可赏，不仅提升了“中国红”的形象，而且还扩大了“中国红”的影响，大大增强了史志文献的流通空间和传播张力。可见，地方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文化现象，它不能排斥艺术手段的运用，不能排斥现代科技声光电等技术手段的运用。否则，是难于走出书斋、走近大众、走向社会的。

从中国红的实例出发，我们认为，志书不可能是一个模样，方志将由单一走向综合、一元走向多元;志书不可能总是少数人看，方志应通过多种手段、多个途径及各种现代化技术，由书斋走向社会、小众走向大众。舒炼说，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众多与会专家的认同。

“中国红”冲出“武汉思潮”

“中国红”全书共分为6卷，即《红楼卷》、《红船卷》、《红旗卷》、《红歌卷》、《红画卷》和《红剧卷》。前三卷七册、计270余万字，已出版发行;后三卷是对前三卷思想、内容和形式的丰富、拓展、延伸与创新，有的已完成大部分的工作，有的正在努力之中，另行出版。“中国红”项目，通过“红楼”、“红船”、 “红旗”、“红歌”、“红画”和“红剧”一条醒目的红线，串起中国自辛亥革命100年来的历史，大气磅礴，蔚为壮观。

“中国红”出版后，媒体纷纷进行报道，引起全国众多著名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和重视。他们共同的观点是，“中国红”在以前的通史著作中尚无先例，在众多辛亥革命题材出版物中独树一帜，为“新史志中不可多得的红色经典”，是“一部难得的当代大型史志”。

有关方志基础理论的争论，由来已久，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历史上曾有两波思潮影响比较大：

第一波思潮发生在清代，主要代表人物是钱大昕、章学诚、戴震。钱大昕方志理论最为核心的观点是“一方之徵信”，折衷了同时代的章学诚和戴震的观点，称之为折衷派。章学诚方志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志属信史”，称之为历史派。戴震方志理论的核心观点是方志是地理沿革的考证，称之为地理派。

在民国年间，折衷派得到大的发扬。在这个时期，黎锦熙和钱大昕所代表的方志折衷派，实际上已从方志编纂和理论研究的后台走向了前台，成为方志编纂和理论研究的重要流派。

第二波思潮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在自20世纪80年代至该世纪末的大规模修志期间。在这个时期，方志界对方志的性质和体例这两个最核心的问题展开了两次大论争：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也就是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新方志开修之初，主要论争者是史学、地学等学科的专家学者;二次是1989年召开的中国地方志协会学术年会，重点讨论了方志的性质问题。对于方志的性质、体例等基本问题，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争论不休。

这次武汉地方志办公室编纂“中国红”，又把这种争论推向了一个高潮。这种“武汉思潮”，有专家学者称之是自清代以来的方志基础理论的第三波思潮,具有急剧性、广阔性、实例性三个重要特征。

第三波思潮的重大变革在于，改变了自清朝乾嘉时期200多年以来的线式的、平面式的编纂方志的旧体，确立了立体式编纂方志的新体，也可以说是新模式。这不是人为的杜撰，而是客观的真实。所谓立体式编纂方志，就是既承传方志经典的约定之规，又根据时代的变化发展，充分利用各种形式、体裁、手段、手法以及新技术，全面、整体、系统、客观、具象、多姿多彩地编纂方志。这无疑对方志学科建设，有着重大的启示意义。

是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

最靓丽的一本书

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茂盛：

“中国红”确实形成了一种“武汉思潮”。它是地方志系统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最靓丽的一本书，是地方志系统值得歌颂的一本书，是值得向各界推荐学习研究的一本书。我认为“中国红”在四个方面做得非常好：

第一，“中国红”是资政功能发挥最强的一本书。该书的编纂出版引起了市、省、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在我看来，地方志系统还没有哪一本书能够这样引起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

第二，“中国红”是育人功能最好的一本书。我认为“中国红”就是中国梦。“中国红”把近代中华民族遭遇屈辱后百折不饶奋斗的历史全部反映出来了，不仅把共产党的历史反映出来了，而且把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历史也反映出来了，非常全面，非常有教育意义。

第三，“中国红”是将史与志结合得最佳的一本书。书中的很多内容，不仅有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也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有新中国的历史，其中不乏武汉这座城市的光荣历史，能够将这么多的内容全部纳入进来是很不容易的。我们有很多的志书对待政治运动很少触动。诸如，我们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发动的各类运动就有四五十次之多，但是志书对政治运动是宜粗不宜细，有的甚至不记。“中国红”的编撰者们却把这些串在一起进行记述，是一个尊重历史、实事求是而又大胆的举动。

第四，“中国红”是创新点最多的一本书。该书由很多创新的地方。比如，它的后记没有写一个字，这在“后记史”中是绝无仅有的，大胆地用一长串鲜红的足印代替文字，形成了一篇“红足印文”，起到了不是文字胜似文字的效果，让读者从中揣摩、领悟编纂者的红心、共产党人的忠心、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决心以及团结的精神、整体的力量。这种做法独具匠心，意味深长，这在“后记”的编写历史中确实是绝无仅有的。全书的设计构架、谋篇布局，包括里面的章节处理有无数的创新之处。

是一种积极探索

需要时间检验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牛润珍：

“中国红”创新引起方志界同行的关注。武汉地方志办公室的做法是一种积极探索，能否形成固定体例，尚需时间检验。

编纂方志

应严格遵循传统体例

江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编审周慧：

作为“中国红”这本书编得是非常成功的，构思也十分精巧。但如果用地方志特定的体例标准去衡量、去评价，是不合适的，因为这是两种不同范围的著述形式。于宋代开始成形的方志编纂有近千年历史，现在充分利用方志的形式可以不拘一格，但编纂方志还是应严格遵循传统的体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