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追求过丁玲？有专家认为毛写词向其求爱

电影《贞贞》片段：这位姑娘你是哪的人，嫂子，她就是贞贞，贞贞，欢迎。

解说：2003年影片《贞贞》获得了第十届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影片奖，该片改编自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有网友这样评价，之前丁玲给我的印象一直停留在历史课本上，我一直以为她只是位主旋律的作家，只会为当政者唱赞歌的那种，不想她能把人性写得如此实在，如此深刻。

今后怕要对她刮目相看了，1941年，丁玲发表了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小说主人公贞贞是一个倔强的女孩子，她与村里一个叫夏大宝的青年自由恋爱，决不服从家庭包办婚姻，为此她进了修道院。

电影《贞贞》片段：你不配伺候日本军人，你只能和这些支那猪混在一起。

解说：贞贞的家乡遭到日本人扫荡后，她不幸被虏走，做了慰安妇，然后回来之后，却又受到革命群众的歧视，丁玲对贞贞的处境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对贞贞周围那些冷漠的群众，则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和批判。

丁玲的态度准确地反映出了来到延安的文艺家们的心态，在与体制的蜜月期结束后，文艺家的天性与体制的冲突开始显现了。

徐庆全：比方说丁玲一个，艾青一个，什么萧军一个，就这些人都是自由主义作家，他们到了延安这个地方以后，那么他对一些所谓的，这个体制要求他做的东西他是反感的，所以丁玲才开始写《三八节有感》，写《我们需要杂文》，那时候罗烽也写，是吧，艾青也写，就这些人写杂文嘛。

所以这个杂文的一个重要的想法就是，要揭露我们生活的边区的一种黑暗。

陈恭怀：就每到那个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就大砭沟，是那个石字边那个砭字，那地方都贴出墙报来，那墙报有漫画有诗歌。

解说：起初，毛泽东对于文艺家的行为，并没有流露出明显的反对，甚至他还对于那些反映边区不良现象的墙报给予了肯定，然而渐渐地他却发现，尽管延安竭尽所能给知识分子足够好的待遇，但这些文化人似乎并不因此心满意足，感恩戴德，反而他们特立独行，桀骜不驯，常常让政治家们头疼。

陈恭怀：像那个萧军，真是有点桀骜不驯的那种，他有什么看的不舒服，有意见就当面提，当面说了，当面骂人，他的性格也很武的，这个人就是动不动就亮肌肉，跟人打架的样子，文革的时候他差点跟人拼命呢，就是这么一个人，在延安也是，人家找他谈话让他入党，他说，你们党那个纪律我受不了，我不入

解说：而文艺家的生活态度也令延安的老干部们不满，这些从枪林弹雨中拼杀过来的老革命，看不惯文化人养尊处优，还好发议论，标榜个性的作风，而文化人和学生也认为老干部和他们理想中的形象有落差，说老干部可敬不可爱，说他们没文化头脑简单，批评延安等级分明制造不公，矛盾正在一点点蓄积。

1942年3月，先后发表在《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的两篇文章，引爆了政治家与文艺家之间的矛盾，这就是作家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中央研究所研究员王实味的《野百合花》。

陈恭怀：王实味写的那个野百合花，他说的那个延安的那些状况，他那已然写的是有点太过分，是有点太过分了，什么食分五所，衣分五所食分三等，当然等级是有的，大灶、中灶、小灶，这个在延安是有的。

作家嘛这个，批评家眼睛眼光也是尖锐点，问题也是提的也特别厉害。

解说：丁玲的杂文《三八节有感》不足三千字，却被人们视为丁玲的主要作品之一，这篇杂文是丁玲在延安时期写作的一系列杂文中最尖锐的一篇。

邢小群：其实她还是为了一些妇女，站在妇女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但是客观上呢她，因为她带有讽刺性的来谈到了一些就是，有一些人离婚又结婚，或者换老婆这样的一些东西，还有一些女同志，眼睛就冲着这些，一些高干，这个好像，你本来到延安来参加革命来了，可是好像都是在找自己的依靠，她是这个意思，就是没有自立精神。

解说：丁玲和王实味的这两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贺龙、王震等一些老干部的不满。

陈恭怀：大概是八路军的一些将领们看到，就认为说是我们在前线打仗，你们在后面骂娘，就把这个事就向上面反映了，很不满意。

解说：他们纷纷找到毛泽东，要求对其进行处理，贺龙甚至威胁，如不处理就要班师回朝。

陈恭怀：主席发现了这些问题以后呢，他觉得应该，管一管文艺的事，然后他就跟一些作家呢，这个私下谈谈话，请到他家里来，就说那个丁玲啊，丁玲经常到他家去，还有这个萧军，罗烽、白朗他们都经常去，跟他了解情况。

徐庆全：对毛来讲，我建立这个政权，尤其是在成长时期的政权，我们需要给外界是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你不可以在利用你的影响写文章，然后来揭露我们这个边区有多大的毛病。

邢小群：他认为当时的人民解放斗争有各种战线，起码有文武两条战线，那么因为有文武两条战线，他就认为文艺在我们看来，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那么他上来就把文艺定位一种武器，这个武器要为谁服务，要为他的党的立场，党的政策服务。

解说：1942年5月2日，毛泽东邀请在延安的作家，艺术家近百人举行座谈会，随即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中明确提出，文艺为这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自此确立。

陈晓楠：在1942年的文艺整风运动当中，丁玲尽管遭受了一系列的批评，但是并未受到迫害，由于她在文坛上所处的地位，以及她同毛泽东良好的私人关系，在这场运动当中，她轻松地过了关，被保护了下来，而和她同时受到批判的王实味，则是惨遭厄运，因为那篇《野百合花》，他被不断地批判，随后被拘捕关押，最终在1947年被轻率地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