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知青文革后入狱5年开除党籍

核心提示：虽然如此，朱克家的位子也使他“罪责”难逃，被开除党籍，还坐了五年监狱。从监狱出来之后，朱克家要求仍然回僾伲山寨，朱克家说：“他们不让我回山寨，怕我跑到外国去，我这种人怎么会往外国跑呢。”回山寨不成，就被安排在开远煤矿工作。

本文摘自《东方早报》2013年8月4日B04版作者：郑重原题为：又见朱克家

1973年5月10日《文汇报》用一个半版发表本报记者撰写的通讯《贫下中农的好儿女》

周恩来总理读了《文汇报》报道朱克家的长篇通讯后，很欣赏朱能自己养活自己，认为在知识青年中值得提倡。周恩来把标题改为《农村是广阔天地》，在《人民日报》上转载。

已经进入欢喜回忆往事的年岁，回忆过去采访过的地方，更多的是回忆过去采访过的人。对那些已经去世的，我想到他们墓前献上一束鲜花，或一杯清茶；对那些还健在的，我想对他们再采访一次，听他们谈谈晚年生活及儿女情长，思念之激切，有时会在梦中和他们相见。

就在这样的思绪绵绵中，我见到了四十年前采访过的上海知识青年朱克家，那时是在云南的僾伲族山寨。我们握住手，激动得反而平静了。我说：“四十年不见了！”他说：“我也已经退休了！”我注视着他，他那苹果红而稚嫩的脸，变得黝黑了，粗犷中又带着几分沧桑，不是我常见的和他年岁相仿的上海人的面色了。他是从云南开远煤矿宾馆总经理的位子上退下来的。

记者和采访对象相识，常常是偶然的。1973年，我还在报社评论组工作，为了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评论，就去坐落在威海路的上山下乡办公室找资料。我们带回两份资料，一份是在云南插队的朱克家，一份是在安徽蒙城插队的俞自由和赵国平，都发了《文汇情况》。不几天，姚文元把刊载朱克家事迹的《文汇情况》批示给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要求派人去云南组织朱克家为《红旗》杂志写一篇文章。市委写作组要文汇报派一个人配合他们去云南。报社领导不想转载《红旗》杂志的稿件，但又不甘心失去专访机会，除了派一个人去配合市委写作组，又派我随同前往，为《文汇报》写稿。这样，我和评论组的一个人去了云南，另外两位去了蒙城。当时评论组共四人，全部出去采访了。

我们一行到了昆明，又去了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首府景洪，正值傣族新年泼水节，傣族的竹筒米饭、芭蕉叶蒸鱼、米酒、芦笙、象脚鼓、花团锦簇的傣族少女、碧蓝的澜沧江水以及泼水时的奔放狂热……虽然新闻通讯中不允许对如此情景多作描述，但这些至今仍铭刻在我的脑海里。

到了朱克家插队的猛仑公社，走过悬索桥，在葫芦岛住下。这里是中国科学院云南植物研究所的热带植物园。第二天我们就随朱克家上山。在原始森林里穿行时，我边走边和朱克家交谈，他如何从这条山路进寨，如何修路，如何把拖拉机开进山里，如何当民办教师，一路谈了下来，他的基本情况我都清楚了。我们在僾伲族山寨看了小学，采访了几个人，吃了中饭，就下山了。他们连夜把朱克家拉去猛猎县城，我继续留在葫芦岛。

第二天，由猛仑公社一位老师陪同，我又上了僾伲族山寨，采访了队长、指导员、青年人、学生，特别采访了待朱克家如同儿子的老阿匹（妈），还跟着社员去深山老林体验刀耕火种的耕作，晚上睡在生产队的仓库里，像小猫一样大的老鼠在我身边跑来跑去……下了山，我也没有立即去猛猎，又在葫芦岛住了一天，访问了植物学家蔡希陶，他是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的内弟，带我去园子里看了他培养的油瓜等几个新品种。回到上海之后，给虚白堂的刘旦宅说了泼水节盛况，他给我画了《泼水节图》；给大石斋唐云看油瓜的照片，他画了三张油瓜，有一张我送给了蔡先生。

打住这些题外话。我到了猛猎，他们已为朱克家写出初稿。回到昆明又住了两天，趁朱克家去昆明开先进分子会议时给他看了稿子。这次见面，朱克家回忆说：你们住在翠湖宾馆，我看到满地都是稿纸，稿子写得很长，《红旗》杂志发表时删去了许多。

我回到上海才写了一篇七千字的通讯《贫下中农的好儿女》，在《红旗》杂志的稿子发表之后，我写的稿子才发表，由一版转到二版。当时报纸只有四个版面，发表这样长的稿子可谓优待了。另外两位写的俞自由、赵国平的长篇通讯也见报了。

其实，朱克家早就是云南省知识青年先进人物了。在我们去采访之前，大队党支部正考虑吸收他入党的事，《人民日报》对他的先进事迹已经作过报道。这次见面，朱克家告诉我：周恩来读了《文汇报》报道朱克家的长篇通讯后，很欣赏朱能自己养活自己，认为在知识青年中值得提倡。周恩来把标题改为《农村是广阔天地》，并要张春桥按照他的意思写编者按，在《人民日报》上转载。

朱克家的文章在《红旗》杂志发表时，发生了朱克家在九个小时内入党的插曲。姚文元看市委写作组为朱克家代笔的文章时，发现朱克家还不是党员，就随手批示：像朱克家这样的都没有入党，什么人还能入党。北京一个电话打到昆明，昆明一个电话打到景洪，景洪又一个电话打到猛仑公社，朱克家入党了。朱克家谈到这件事时，苦笑一下，说：“你看，我成为突击入党的人物了。”

朱克家说：“我成为中共十大代表，并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那是我没有想到的，是有些突击的味道。”1973年8月24日，朱克家作为云南党代表参加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会上，周恩来把他拉到前面向代表们介绍说：我们代表中年龄最长的是董（必武）老，最年轻的是知识青年朱克家。据朱克家介绍说：党代表中有三位知识青年，邢燕子、侯隽和朱克家，在酝酿中央候补委员时，知识青年的代表是邢燕子和侯隽，没有朱克家。是周恩来作了精心安排，认为知识青年中央委员以一男一女、南方和北方各有一位为好，周恩来做邢燕子的思想工作，这样朱克家就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当时，我看到朱克家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消息时，并没有为他高兴，只是觉得太快了！话又说回来，即使朱克家被选为候补委员，仍然把他作为知识青年的代表，让他留在山寨教书，也未尝不可。

1975年我再去西双版纳采访，回到昆明后，我去云南省委大院看望朱克家。他这时是云南省批林批孔办公室副主任。他的办公室里除了办公桌，还放着一张木板单人床，衣架上挂着一把小手枪。我说：你怎么带枪了？他说：这里的干部下去都要带枪的。我看到他情绪不高。他说对这里的生活很不适应，想回山寨。我很直截了当地说：这里是是非之地，不是你呆的地方，离开山寨，你就失去代表性了。他说：是啊，我已经几次提出要回去，他们就是不让回去。

这时正是邓小平抓整顿的时候。中国的政治形势变化迅速而微妙，我真的替朱克家担心。我的直觉经验是：凡是资历浅，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被推到第一线，总是当挡箭牌，最后当替罪羊。

朱克家并不回避，勇于承担，他说：“事情出在批邓打招呼会议之后——”他说，1975年在京西宾馆批邓打招呼会议上，那种声势逼人的高压几乎使他透不过气来，“京西宾馆会议，不表态就不让回去，在批邓中我是有些责任的”。但他还是留了一个心眼，在会议期间，不开会时就躲在屋里，不串门，不交流，即使是上海的那几个人，也不往来。一天吃饭的时候，他看到一位老人，吃完饭并不走，似乎是有意等他。他吃完饭，老人走过来自我介绍：“我是上海的马天水，今后在云南有什么困难可找我。”朱克家和他寒暄几句就躲开了。

虽然如此，朱克家的位子也使他“罪责”难逃，被开除党籍，还坐了五年监狱。从监狱出来之后，朱克家要求仍然回僾伲山寨，朱克家说：“他们不让我回山寨，怕我跑到外国去，我这种人怎么会往外国跑呢。”回山寨不成，就被安排在开远煤矿工作。

我说：我们的文章给你带来了灾难！

他说：你的那篇文章倒没有啥，审判人员抓住以我的名字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的那篇文章，追查我和上海那几个人的关系。我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这是很容易说清楚的。但是提到一些很有趣的问题。那篇文章写了我在僾伲山寨上几个第一，我看稿子也没有注意。比如说我是山寨里的第一个缝纫匠，审问时问：在你上山之前，僾伲族总不能不穿衣服吧，怎能是第一呢？文章写我是山寨里第一个理发匠，审问时也问：在你上山之前，僾伲族总不能不理发吧。审问的问题很巧妙，我想想也对，我在这方面不能算第一呀。但我是山寨里第一名拖拉机手，这总是真的吧。文章还说，我已经被保送到昆明师范学院读书，我放弃了，继续留在山寨里教书。审问时也问：是否嫌昆明师范学院不好才放弃的，如果保送到北大、清华去不去。我说：按我的成绩，可以进北大、清华，但我不去。老阿匹（妈）的沉默、学生的眼泪、生产队干部的挽留，使我无法离开，我是真心实意留在僾伲山寨教书。

从监狱出来之后，朱克家几次回到僾伲族山寨，他觉得僾伲族最了解他，生活在最了解他的人中间，不会有任何负担。叙旧是为了对老朋友有个交待，他最想谈的是：他的学生有十几人上了大学或别的学校，老阿匹（妈）已经八十多岁了，身体还很健康，山寨已经通了路，小小的山寨已经有十多辆私家车。他带着几分快慰地说：“当年进山寨，不就是为了这个理想吗！”我说：“退休了，还不回上海？”他说：“不回来了，当年承诺把根扎在云南，我的这个承诺没有作废，还是算数的。”

这是时代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