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官员脱身术 家人先出国 欧美成首选

原标题：“失踪”官员脱身术家人先出国欧美成首选

王国强

失踪前任辽宁凤城市市委书记。

李华波

失踪前任江西鄱阳县财政局股长。

王雁威

失踪前任广州花都区政协主席。

温玲

失踪前任深圳市南山区政协主席。

王昌宏

失踪前任彬州农机局副局长。

近期，数名官员连续“失踪”。

6 月20日，湖北省公安县政府通报，县畜牧兽医局局长蔡道明5月28日与家人和单位失去联系，至今，尚未联系到；邓元华，湖南醴陵市王仙镇财政所所长，因赌博输钱，5月底携公款失踪，至今未果；王雁威，6月3日请假后，这位广州花都区的政协主席似乎人间蒸发。根据媒体多年的报道，“失踪”的官员，大多因经济问题而潜逃隐匿。而随着近年来“裸官”出现，官员“失踪”的数量也在增长。

失踪”官员数量越来越大涉案金额急剧上涨

几年来，官员“失踪”不时见诸媒体报道。

2012 年2月24日，湖南《郴州日报》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启事落款是郴州市农机局，寻找的对象是农机局副局长王昌宏。从2011年11月29日开始，王昌宏失踪。12月9日，王昌宏的母亲给农机局送来了一张王的请假条，上面写着“我因身体不适，要到外地调养一段时间，请批准”。

2012年4月22日，王昌宏才被找到。此后确认，他经商背负高利贷债务，因此外逃。

事实上，至今并无关于“失踪”官员数量的权威统计。不过，官方的相关文件也有过一些信息。

数据：2011年5月23日在京召开的防止违纪违法国家工作人员外逃工作协调机制联席会议披露，2000年底至2011年，检察机关共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8487名。

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总结过近年“失踪”官员的共性：一是违规参与经营活动亏损严重，避走躲债。二是因担心腐败问题东窗事发而潜逃。

问题官员携款消失，涉及的资金规模从官方统计中也有显示。

数据：媒体曾梳理最高检历年两会的工作报告发现，抓捕外逃官员数量从2007年开始急剧上涨，涉案总金额也从最早的244.8亿元上升到2012年的1020.9亿元，5年间增长4倍以上。最高法院前负责人在其2009年出版的《反贪报告》中曾引用有关部门的统计称，1988年至2002年的15年间，资金外逃额共1913.57亿美元，年均127.57亿美元。

脱身术先把家属送出国里应外合转移资产

研究人员对这些“失踪”官员的外逃路径有过总结。中纪委特约研究员邵道生说：绝大多数外逃贪官都是先把配偶子女送往国外，再里应外合把资产转移到国外。

外逃贪官往往先把家属送出国作为脱身的第一步，这正印证了近年来“裸官”问题日渐严重的趋势。

在已经曝光的官员外逃“谋划”中，最令舆论震惊的还数中国银行黑龙江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2005年1月，高山潜逃加拿大。他在职时将10亿元人民币分批转移出境，还拿公款十几次“出国考察”，安置妻子移民及为自己潜逃“踩点”。在妻子成功移民加拿大后，他把大量的资金转移到境外多个私人账户上去，然后宣布和妻子离婚。

近年来，掩盖身份、绕过重重障碍，也成为外逃官员们的主要手法。逃亡海外的原云南省委书记、国家电力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高严拥有至少3个身份证和4本护照。今年落马的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被曝持有多个外国护照，其中有些用的并非真名。

目的地西方发达国家

潜逃官员的最佳隐匿地是没有与中国签订引渡条约且生活条件优越的欧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和加拿大。如周金伙、温玲、王国强等都是逃亡美国。在此之外，新加坡也是常见的出逃国家，如李华波、胡星等人均逃往此处。

外逃贪官去向归类

案值大、身份高的官员：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

案值小、身份较低官员：风险较大的中国周边国家，如泰国、缅甸、蒙古、俄罗斯等。

无法办理去西方大国证件官员：非洲、拉美、东欧等；或通过中国香港或新加坡中转，再逃到其他国家。

专家观点

对贪官外逃的惩治措施存在弊端

“在出境管理上，虽然我们有相关规定，但真实情况是审查失之宽松。应该建立起‘谁审查，谁负责’的机制。”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说。《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组长王明高曾表示，贪官外逃的现实，说明中国相应的预防和惩治措施存在弊端，不仅相关制度、相关机制还有缺失，甚至法律也有缺失， 且国际合作力度不够。

“官员出逃后，再去引渡、劝说，十分困难，最重要的是做好出逃前的防备工作。”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教授任建明建议，建立相对独立的机构，一方面能发挥民众在反腐中的作用，另一方面能充分实现监督保密监控，避免官员听到风声逃亡。据《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