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南巡谈话：某些香港人 不要老想着中国乱

二、小平同志两次到深圳视察，作为深圳特区“开荒牛”之一的吴松营最大感受是：小平同志这次是有话要说，有很重大的政治思考和战略决策要嘱咐

正是这“记录者”的新任务，让吴松营在1月20日至23日的4天里，得以比旁人更近地追随伟人左右。

20年来，吴松营无数次地听小平同志讲话的录音。今年已68岁的他日前在向记者复述小平同志的讲话时，下意识地讲起了与小平同志口音相近的四川话。

祖籍广东澄海的吴松营，1981年从湛江地委调到深圳市委工作，是一位特区的“开荒牛”。因为太太是四川人，他从老岳父那里学到不少地道四川话。但是，肩负跟随伟人并做好历史性讲话记录的重大责任，他更担心完成不好任务。为此，他向有关领导要求批准他使用录音机，作为整理讲话的重要依据。作为一条政治纪律，中央领导到地方视察，未经批准，是不允许录音的。

为了整理好小平同志的讲话稿，以及为今后的宣传报道做好准备，吴松营还从《深圳特区报》调来了当时的副总编陈锡添，协助记录小平同志讲话，并从市委宣传部调了一位四川籍干部协助工作。

然而，即便获得了特别许可，有些场合吴松营依然进不去，比如出行过程中小平同志乘坐的中巴，已经有省市委领导、小平同志的夫人和两个女儿，以及警卫人员等陪同。而小平同志的许多重要讲话，就是在中巴上讲的，这时只有请陪同的省市委领导协助录音了，返回后再交由吴松营负责整理。

吴松营说，8年前小平同志来深圳，还不要女儿在边上搀扶、转告；而这次，小平同志尽管思维很敏捷，但耳朵有点背了，特别是右耳的听力不好了，所以邓楠、邓榕一直站在他的边上充当“耳朵”，将别人的汇报用普通话大声转告父亲。

但此行最大不同，是小平同志有话要讲，而且是有很多重要的话要讲。

1984年1月，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顾委主任的小平同志来深圳视察时，很少发表谈话。在会上，只是简洁地对众人说：“我是来看一看的，你们讲，我听，都装进脑子里头了。”那时，深圳人的内心是多么希望小平同志能公开讲几句肯定深圳改革开放的话啊！这是因为从1981年提出“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开始，就有一种论调认为深圳经济特区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最经典的否定深圳的段子是：“深圳除了国旗还是红的，别的都是黑的。”

小平同志就是在这关头来到了风口浪尖的深圳。他老人家冷静得就如大战前的将军，到深圳看完了“地形”，就胸有成竹地转身离去，坚定地指引和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

而8年后小平同志再次来深圳，他老人家内心急着有话要说。

让所有深圳人更忘不了的是：1月23日上午，小平同志乘船离开深圳前往珠海。在和深圳的领导告别后，他在邓榕和王瑞林的搀扶下，平稳地走上跳板。老人家走了几步，突然回过身，向送行的人走来。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马上迎上去，吴松营也立即跟了上去。老人家将右手抬到齐胸位置，挥一下，语重心长地说： “希望你们搞得快一点。”

三、录音机出意外，惊出一身冷汗。“全程记录”毕竟亲临其境，与只读文件感受大不相同

1992年1月20日，深圳风和日丽。上午9时30分，小平同志乘车从深圳迎宾馆出发。5分钟后，抵达国贸大厦。

深圳国贸大厦地面主楼高50层，地下3层，顶层即第50层是直升机坪，旋转餐厅在49层，凌空远眺，近城远山，一览无余。

吴松营清晰地记得，李灏坐在小平同志的右边，小平同志的夫人卓琳坐在老人家的左边，再旁边坐着的是广东省委书记谢非。邓楠挨着父亲和母亲之间站着。吴松营和陈锡添佩戴着特殊工作任务的标志，站在小平同志一家的后面，记录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

但谁也没有想到，这场重要谈话的录音却出了问题。

就在当天9时在迎宾馆上车时，吴松营将一个小型录音机交给李灏，并告知使用方法。李灏将录音机装进西装内左上口袋，坐上了小平同志的那辆中巴。

小平同志在国贸大厦旋转餐厅开始讲话时，吴松营就示意开始录音。李灏马上伸手按动西装口袋里的录音机开关，并很自信地向吴松营点点头。

当天中午回到迎宾馆，吴松营顾不上吃午饭就要来录音机。谁料想，录音机放到一半就没有声音了。吴松营惊出一身冷汗。如果没有录音做依据，只靠笔记， 小平同志上午十分重要的长篇讲话，就可能会有疏漏。他立即不顾一切地到餐厅直接找李灏。李灏听了也有点紧张，说：“我确实按了开关，听到它开始录音了。怎么办？”

就在大家六神无主时，谢非书记的秘书陈建华说，他录了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的后半部分。而前半部分谈话，李灏已录下了，两份录音正好整合成一份完整的谈话录音，总算有惊无险。

当天下午，吴松营要求协助整理讲话的四川籍干部，将小平同志在国贸大厦发表重要讲话的录音一字不漏地变成文字稿。文字稿不仅要记录下老人家的每句话，以及准确的时间，就连老人家咳嗽一下或稍有停顿，都要用逗点标出。

录音机出意外这件事给所有人敲响了警钟。此后，在跟随小平同志视察过程中，吴松营都特别小心地做好录音准备工作。每天早晨出发时，先把经过检查并保持良好状态的录音机交给李灏，回到迎宾馆再取回来。整理成文字初稿后，先送给邓办主任王瑞林审核。此后的录音和文字整理再也没有发生过任何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