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代表委员热议金融监管：排斥互联网金融不理智

原标题：“互联网金融”首进政府工作报告引关注

湖北代表委员热议金融监管创新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银监局局长邓智毅：

一味排斥互联网金融不理智

互联网金融，短短5个字，首次进入政府工作报告，其背后的意义非凡。在全国人大代表、湖北银监局局长邓智毅看来，不久的未来，传统银行业和互联网金融一定会深度融合，产生一种新的金融形态。

邓智毅说，现在已经进入互联网为主要标志的大数据时代，这是对整个工业文明的颠覆和冲击，从标准化、批量化的传统生产，转向个性化、私人定制的产供销模式。 在此大背景下，银行业作为最古老的传统行业，一定也会受到颠覆性、革命性的冲击，犹如媒体业所遭遇的一样。“银行一味地排斥互联网金融是不理智的。互联网金融一味地野蛮生长，也是不明智的。”他回顾历史说，自从进入互联网时代，银行业经历了两个时段：金融的网络化和网络的金融化。相信在不久的未来，这两种趋势会慢慢融合，并产生一种新的金融形态，因为传统的金融业一定会变，而互联网金融业不会“草莽成长”。

邓智毅认为，新的金融形态产生后，从对商业银行模式的调整，到货币政策的调控，监管指标的设计和手段等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过去的货币调控是基于基础货币、流通速度等调控，但现在宏观调控的基数发生了改变，所以美国周刊说要重新定义货币，也有人讨论银行物理门店会不会成为新世纪的“恐龙”。

作为新生事物，以余额宝、理财通乃至微信红包、嘀嘀打车等形式呈现出来的与互联网金融相关的衍生创新，在过去大半年中也激发了空前的热议。议论的焦点包括互联网金融是否会存在潜在风险、是否应厉行监管，是否应当给这匹“马驹”套上笼子等等。

作为湖北银监局局长，邓智毅同样也看到了互联网金融的潜在风险。“从某种意义讲，新的金融业态的风险更大，假如整个大数据崩溃，后果将不堪设想，一定要万分小心。例如过去只是在地上跑，只是撞个墙，现在是在天上飞，一旦出事机毁人亡”。

此前，有不少银行认为不公平：监管部门对银行有诸多要求，而对互联网金融却监管得少。对此邓智毅回应，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要看其资金的用途，假如用集并的资金去买货币基金，证监部门就要按资本市场的规则引导；如果是银行间协议存款，毫无疑问要按银行业的规则；如果在网上卖保险，则要按保监会规则来。

至于监管手段，也将不再是“查报表”的传统工具。邓智毅表示，银监会已经启动east系统，通过数据的清理、挖掘和背后的模型设计，几秒钟就能把问题锁定。

对互联网金融的冲击，银行业打算出台应对措施吗？邓智毅说，各家银行现在已经在出台各种措施，这就是市场竞争。外来者打破了游戏规则，逼着银行改也得改，不改也得改。所以马云说了，如果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保监局局长左绪文：

用农业保险保护“米袋子”“菜篮子”

“禽流感”、旱涝冰雪灾害等给农业畜牧业造成的风险，在影响农民收入的情况下，给“米袋子”、“菜篮子”造成威胁。呼吁发展农业保险以及巨灾保险的呼声，一直未绝。

令人振奋的是，昨日，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对此给予了肯定的答复：“积极发展农业保险，探索建立巨灾保险制度”。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湖北保监局局长左绪文在“两会”上提出：要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加强农业保险工作。

他认为，当前农业保险工作还存在着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一是一些主要险种保额偏低。例如水稻，水稻保额偏低的状况影响了农民投保积极性，弱化了惠农政策效果。二是保费补贴财政资金管理制度有待完善。目前，中央财政补贴的险种，很多都需要省级以下财政层层配套。有的险种基层有强烈需求，中央也有政策，但如果省级财政没有配套，则无法开办，例如山区的玉米保险等。三是农业大灾风险分散机制有待健全。四是中央财政对育肥猪的保费补贴支持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大。

左绪文代表建议，在全国出台一个指导性的文件，统一规定水稻保险金额、费率基本标准，同时免去水稻保险农民自担保费部分，以及县级政府配套部分，改为中央财政统一承担。此外，健全农业大灾风险分散机制，切实提高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保费补贴资金管理制度。“应明确规定，只要地市县能够提供保费补贴的，无需省级财政提供配套，也可申请中央财政补贴资金”。

全国政协委员、平安银行武汉分行行长万安培：

“三方监管”防范互联网金融风险

互联网金融怎样才能踏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政府、金融机构和互联网三方应做哪些工作？昨日，全国政协委员、平安银行武汉分行行长万安培结合提案内容，向金报记者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这次准备了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提案，没料到政府工作报告也谈了这个问题，我感觉很欣慰。”万安培告诉记者，他认为互联网金融在中国发展迅速，也是未来金融业的发展方向，不过对其能否健康发展怀揣着一份担忧。“金融业本身就是高风险行业，中国又是个人口大国，一个理财产品可能动辄绑定千万用户。倘若政府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缺位或引导不及时，很可能引发群体性金融风波。”他呼吁，可由银监部门牵头，联合互联网机构、金融机构召开专门的三方会议，共同研究制定相应的监管规则。“互联网机构应主动接受监管部门的监管建议，向金融系统学习专业的业务运作和风险防范制度；而金融业应虚心学习借鉴互联网技术，大胆创新服务，设计更多贴近社会大众和受实体经济欢迎的金融产品。”

在万安培看来，若想推动金融繁荣，监管部门、互联网和金融机构必须实现优势互补和信息共享，从而防范可能发生的风险，推进中国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刘惠好：

建立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转板机制

昨日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求，“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规范发展债券市场”。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刘惠好认为，我国应尽快建立健全双向转板机制，以强化各层次资本市场的相互依存关系，提高整个资本市场的资本配置效率，更好地推动实体经济发展。

刘惠好委员在昨日公开的一份关于资本市场的政协提案中说，建立转板机制，有助于提升多层次资本市场配置资源的联动效应，维持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生态平衡，强化对多层次资本市场挂牌企业的激励与约束，同时弥补我国场外交易市场发展滞后的“短板”。

所谓“转板机制”，即根据不同层次资本市场的功能定位和挂牌标准，使挂牌企业在两个层次资本市场之间迁移的制度安排。据了解，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初步形成了由沪、深主板市场（包括中小板市场），创业板市场，场外交易市场（包括俗称“新三板”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和俗称“四板”的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等三大层次五个板块组成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格局，但上述各层次市场之间缺乏相互衔接与联动的转板制度，难以提高整个资本市场的资本配置效率。

对此，刘惠好委员提出了四条完善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转板机制的现实策略。她认为，当前“新三板”挂牌企业对于升级转板的诉求最为强烈，宜优先制订“新三板” 向创业板转板的制度，然后根据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发育的进程以及创业板与主板差异化竞争的需要，分别制订“四板”向“新三板”转板以及创业板向主板转板的制度。此外，在弥补原有主板退市制度缺陷的基础上，可先分别建立健全主板和创业板的降级转板制度；待“新三板”培育成熟之后，再建立全国性场外交易市场的降级转板制度。（特派记者乔奇 邬红波 王大鹏 驻京记者梁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