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硕士毕业论文研究下岗母亲 看哭答辩老师(图)
入夏后的一个晚上,48岁的李桂珍像往常一样骑着电动车下班回家,屋里的桌子上多了个从外地寄来的快递包裹,里面有本浅黄色封面的册子。 寄件人是在云南大学读书的女儿,包裹里是她刚刚完成的硕士毕业论文——《母
入夏后的一个晚上,48岁的李桂珍像往常一样骑着电动车下班回家,屋里的桌子上多了个从外地寄来的快递包裹,里面有本浅黄色封面的册子。
寄件人是在云南大学读书的女儿,包裹里是她刚刚完成的硕士毕业论文——《母亲的故事:一个下岗女工的社会互动和自我建构》。
“哎呀,这孩子写我干吗?”看到封面上的标题,李桂珍在心里嘀咕了一下,但又好奇女儿到底怎么看自己。她饭也不吃了,坐在沙发上开始翻看,文章很长,里面还有许多“深奥枯燥”的词,但看着看着,泪水开始漫上来。
李桂珍在云南省西部一个城市的中学里担任宿舍管理员。这个总是窝在角落里拖地、洗校服、刷球鞋的中年女人,曾是当地一家大型军工厂里的播音员,就连附近乡镇的村民都听过她的声音。
即使在那个生命中最“辉煌”的阶段,厂志里关于李桂珍的介绍也只有短短12个字:“有播音员1人,每天播音3次”,名字都没有提起。如今,她只是社会底层一个不起眼的下岗女工,但25岁的女儿花了两年多时间,用4万多字,把她写在自己的毕业论文里。
母亲是一个柔弱的个体,大千世界中一颗毫不起眼的微粒
沿着坑坑洼洼的砂石路,车开进一个人烟稀少的山沟,最后停在一块三角形的空地上。
李桂珍下了车,看上去兴致不错。她指着前方说:“这就是我们工会,那个是舞厅,那个是电影棚,我的广播室就在电影棚上面。”
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只有一片烂泥地和荒芜的杂草。远处是几排低矮而整齐的红色砖房,窗户玻璃支棱着凌厉的尖角,里面黑洞洞的,早已无人居住。可李桂珍和同行的几个人对着这片废墟,聊得很起劲。
这一幕让站在旁边的女儿蒋易澄感到好奇。当时,这个云南大学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正在准备自己的硕士毕业论文,她要研究“三线工厂”职工的集体记忆。此次回老家参加父辈们的聚会,是田野调查的一部分。
蒋易澄是标准的“三线子弟”,她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姨妈舅舅都属于一个代号叫“国营七矿”的铀矿冶炼工厂。1970年代,他们响应支援三线建设的号召,从全国各地来到这个距离昆明500多公里的小山沟,把这里逐渐建设成一个拥有粮店、百货店、学校,甚至舞厅和灯光球场的山中“小社会”。
李桂珍和蒋易澄脚下的这块三角地,曾是整个矿区的中心。“七矿”最辉煌的时候,接近2000人在此工作、生活。1990年代末,国有企业改革,“七矿”宣布破产,李桂珍买断工龄下岗,职工接连离开矿山自谋生路。如今,整座工厂只剩下5位老人看守。
虽然成为单位“甩掉的包袱”,但提起“七矿”,李桂珍仍掩饰不住自豪,“原子弹爆炸我们是作了贡献的!”她总喜欢对外人这么说。此次女儿回老家采访三线建设的事,她跑前跑后帮忙联系老同事,带女儿去退休人员安置点,让那些老人讲讲“采掘队大干多少天”的辉煌记忆。
蒋易澄最初并没有注意到母亲有些反常的举动。对她来说,母亲只是自己众多采访对象中的一个。但母亲在聚会中不同于平时的表现,让她开始好奇,为什么在家里有点敏感、一度不爱与外界接触的母亲,重回“七矿”后那么开心、健谈?她在那里到底经历过什么样的时光,离开矿山后又遭遇过什么打击?
尽管和母亲朝夕相处25年,但这些问题她并不太了解。
回到学校后,蒋易澄去导师的办公室里汇报论文进展。聊天时,她无意中提到母亲下岗后争取权益以及出去打工后心理上的变化。坐在对面的导师听了眼睛一亮:“这反映了人的自我认知的发展。”导师推荐她回去读读美国学者乔治·米德的《心灵、自我与社会》这本书。
“人的心灵和自我完全是社会的产物。”书里有这样的论断。
蒋易澄开始重新审视这个最熟悉的采访对象。“母亲是一个柔弱的个体,大千世界中一颗毫不起眼的微粒,但为什么此刻看她竟觉得她如此强大?如果时代洪流总是将人左右,让人无奈,但人也是可以反抗、适应和改变的。”她在论文中写道。
这个年轻姑娘意识到,自己本来要探寻的“七矿”发展、变迁历程,其实早就与母亲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但蒋易澄并没有告诉母亲,自己论文中的主角已经换成了她。
那下觉得“啊嘛太幸福了”,后来才知道生活不是这样的
下岗后李桂珍一直四处打工,她开过餐馆,卖过杂货,给别人织过毛衣,当过清洁工。一天忙完,只有在回忆时才能成为往事的女主角——
那是李桂珍最舒心的一段时光。20岁接父亲的班,在中央直属企业里当播音员,挣得比地方上多,穿得也时髦:下面一条紧身氨纶裤,上面是鸭蛋绿的长款西服,头发高高地盘起来,“还是挺好看的”。
厂里的年轻小伙子开始行动了。那个年代追女孩的方式还算朴素,有忙着给她占座的,有抢着帮她抬水泥的,还有把存折拿给她看的,但他们最后都输给蒋易澄的奶奶。奶奶每天早上守在自家窗口前等着李桂珍经过,招呼她进屋吃早点。不知道吃了多少碗有荷包蛋的面条后,这个厂子里众人瞩目的姑娘成了她的儿媳妇。
李桂珍说自己和蒋易澄的爸爸一见钟情。相亲时,他打扮得像个牛仔,跟厂里那些下井工人很不一样。他是驾驶员,开了辆天蓝色的汽车,斯洛伐克进口,据说全云南只有10辆,经常带着李桂珍出去兜风。
“那下觉得‘啊嘛太幸福了’,后来才知道生活不是这样的。”李桂珍苦笑着说。
改变首先是从蒋易澄出生后开始的。广播室“一个钉子一个眼”,播音时间是固定的,迟到一分钟,全矿都知道了。李桂珍只能给领导打报告,离开广播室,去办公室当打字员。到女儿3岁,该送幼儿园了,可矿区的老师怕铀辐射,走得没剩下几个。没办法,李桂珍办了停薪留职,陪女儿去市里上幼儿园。那时她才26岁。
家里少了一个人的收入,顿时有些捉襟见肘。年轻的李桂珍也不习惯当闲人,她在公园旁租了间房子开饭馆,铺面不大,只有五六张桌子,独创的清蒸鸽子这道菜在当地颇受欢迎。可好几次中午忙完生意,回头一看,女儿不见了。
李桂珍“像疯人一样”冲出饭馆满世界找。她问路旁卖冰激凌的:“大妈你有没有看见我家姑娘?”问街边卖烧烤的:“大姐,有没有看见我姑娘?”谁也没看见。正哭得稀里哗啦,饭馆里的小工追出来:“老板娘老板娘,孩子在被子后面睡着了。”
担心孩子有一天真会丢,李桂珍把饭馆关了。
“得到这样就必须放弃那样。”20多年后,李桂珍说得轻描淡写。她刚在厨房里忙乎完,做的是黄焖鸡,曾经的招牌菜之一,鸡肉又嫩又入味。如果饭馆继续开下去,她应该是个好厨师。
“女人嘛。”她用这3个字结束感慨。可有一件事是真后悔了,女儿7个月大时她参加成人高考,录取通知书来了,可孩子吃着奶,丈夫又老出差,考虑几天,她最终没有去学校报到。
“我没有办法,自己放弃了嘛。如果那时把文凭读出来,我就不是今天这样子了,就不会走下岗这条路了。”李桂珍的声音低沉下来。
这件事蒋易澄不止一次听母亲讲过。准备论文时,她在厂志里找到了印证:“着重对青壮年职工进行培训……送大专院校系统培训10人。”蒋易澄在那行字底下画了个箭头,用蓝色荧光笔在空白处写道:“妈妈成人高考的遗憾。”
可她一度对这件事有些反感。母亲说多了,她有时忍不住回嘴:“哎呀你别讲了,烦得很!”
“她总讲‘为了你牺牲很多’,我心里就会不爽,干嘛老怪我?后来理解了,她有她的无奈,这个对她太重要了,她就是因为没有文凭被别人看不起、被各种‘卡’,所以她才不断强调让我接受教育,成为人上人。”蒋易澄说。
写毕业论文的这两年多里,蒋易澄学会了宽容与倾听。她采访自己的家人,听他们一遍一遍讲过去的事情,尽管很多讲述与她的论文没什么关系。在退休人员安置点采访完,她给那些独居的老人拍照,之后专程送过去。
“人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倾听,另一方面,甚至也没有那么多人愿意讲,诉说了以后又怎么样,现实状况还是没有改变,所以干脆选择不说。”她的声音有些低落,“有这个机会让他们能诉说,也挺好的。虽然我听得太多了,不觉得稀奇,但是总有人不知道吧,总有人会想听听他们的声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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