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靖国神社者生活困顿:半年无收入父母疏远

“躁郁症症状”

2013年1月，刘强从韩国被释放回国，之后在上海的家里住了“难熬”的两个月。因为在日本和韩国的行为，上海外事办等部门都找到他来了解情况，给刘家造成了一些影响。“我爸妈就整天说，‘丢人啊’、‘惹麻烦啊’，我爸几乎要跟我脱离父子关系。”刘强说，“如果我有这么个儿子，我肯定引以为豪啊，开心还来不及呢。”

对此，刘强父母没有接受采访。

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对刘强作出的一份判决中，曾提到“罪犯存在躁郁症症状，但鉴定结果为轻微”。

刘强承认曾在韩国某家精神病鉴定医院住了一个月，以配合司法鉴定，但不认为病症对他产生了影响。“人不轻狂枉少年。我早就放弃治疗了。”他自嘲说。

之后他离开让他感觉有些压抑的家，重新回到广州。2014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纪念，新年之际他筹划着以新的形式表达立场。他知道韩国“慰安妇对策协会”每周三都会到日本驻韩使馆门前抗议，他决定效法。“甲午雪耻”的口号开始被他在不同场合提起。

2014年新年刚过，刘强和他的朋友们讨论：再采取暴力的形式不太好啊，莫不如改为“文艺演出”，“用侧面的方法来表达他的情绪”。

好友雷霆总是记得他说的一句话：我们改变不了别人，只能改变自己。永远从自己身上找问题。“放火肯定不行了。他也想过更温和、理性的方法，去游说呼吁其他人，但大家似乎有各自的想法。他希望国人能够团结起来，不再懦弱、窝里斗。这种演出大概就是要振兴起民族自信，感染他人。”雷霆说。

刘强会弹钢琴，能唱歌，还写得一手大字。2月2日，他写下了“日本谢罪赔偿”的字幅以及一封表达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的大字信。三天后，刘强带着这些作品来到日驻广州总领馆门外，完成了首次表演；12日，他在日本国旗的背景衬托下高举起“中华崛起”的字幅；3月19日再造访时他遭到阻拦，但坚持将“表演”进行下去。

困顿与坚持

身边有人用恶毒的字眼嘲讽他的行为，也有人认为他代表了“民族血性”。雷霆在几年前第一次接触刘强时，还是他的心理辅导课程的学员，“他很与众不同。他传递出的那种正能量，让人感到正义感和勇气，让人敢于突破自己。”

但与众不同给刘强带来了麻烦。他的职业原是外语老师、翻译、心理治疗师，但原本与他有合作的外语培训机构、心理课程培训班，此时纷纷与他断开联系，致使他无收入的状态持续至今已半年，“不用日本人，咱们自己人就把我搞死了。”

刘强原本参加了广州的“新四军后代合唱团”，但他认为，他这个“后代”，和其他“后代”并不太合得来。据一位接近刘家的人士介绍，合唱团原本对从韩国回来的刘强尊敬有加，并让其担任合唱团的艺术总监，但自从“使馆表演”逐渐展开后，正副团长相继与刘强闹翻。

无处可去之际，刘强想，不如剃了头去自首坐监狱算了。他顶着一头短寸自拍发到朋友圈，旁边配的，是一张《亮剑》中李云龙横刀立马的形象。

4月19日，刘强把自己留了多年的长发一剃而净，只留贴着头皮的一层寸头，而后身穿军队作训服对着镜头自拍，并将其作为微信头像沿用至今。“因为焚烧靖国神社的事情未了，下周要去天河区检察院投案自首，所以可能又要坐牢了。自己先剃了头，积极准备中！”他说。

从韩国回来后，刘强表示对于监禁、关押等形式已无抵触情绪。相反，他还以上述形式去主动“求监”。他说：“我不愿这么不明不白地自由着。”

然而他并没有被投入狱。20天后，天河区检察院让登门而来的刘强去找公安局，而后公安局把他支到派出所，最后派出所民警的反应是“笑呵呵”。

除了公、检，刘强登门的还有领事馆。5月，他曾参加韩国驻广州领事馆举行的“岁月号”沉船纪念会，感慨受到了副总领事郑载男的“高规格接待”；近来他正在学习俄语，并到俄罗斯驻广州领事馆，在副领事谢尔盖耶夫的面前演唱了一首俄罗斯国歌。他歌喉不俗，“唱吧”软件里面各种语言的情歌之间，夹着“大刀进行曲”和“万里长城永不倒”。

除了这些，没有更多的单位和组织与他有接触。原本应当与他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保钓”人士，也纷纷以某种微妙的原因与他决裂，翻脸为敌。甚至，父母双亲也与他日渐疏远。

但在另一面，刘强又总感到周围有人在“关注”着他，让他感到好笑。有一些陌生人时而出现与他联系，他则索性把他们拉进了一个微信群里。“有（日本）朝日新闻的，有NHK的，有我们国家媒体的，还有有关部门的。我在里面说话没人理我，但他们又不退群，就在那儿看着你。”他说。在和北青报记者谈起刘强时，来自东京电视台的某记者曾拒绝作出评论。

6月11日午饭过后，刘强穿上那件笔挺的军装礼服上衣，拿起手机打开“甲午雪耻媒体群”，按下语音键：“我下午又要去文艺表演啦，要不要来看看？”

在步行到日本驻广州总领馆的路上，刘强自嘲地说：现在连他们也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