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曾试点公务员不升职可加薪 官员称县官不受重视

是个好事但也需完善

“我们已经将情况反映上去了。”九江县人事局局长吴文丽说，2014年2月份，试点半年后，人社部来九江县调研，把九江县反映的情况带了回去。

对于被选中试点，吴文丽承认，这不是九江县能决定的。即使直接主管试点工作，她自己也没能拥有一份关于整套试点的文件，因为后者仍属“秘密级”， “只是让我们知道这个条件”。九江县以江西省的名义上报方案，经人社部、财政部、中组部、公务员管理局、中央编制办批准之后，开展试点。

对此，周萍倒是有自己的理解，选择的四个试点城市中，既有东北老工业区，也有南方富裕城市和西部偏远地区，九江在中间，正好属于不穷不富的。

在九江县迎来人社部调研一个月后，另外一个试点城市，甘肃陇南的礼县，在3月份也迎来前来调研的人社部工资福利司副司长李秀山。

据当地新闻显示，3月18日，李秀山到礼县公安局考察试点工作，他说“国家各级领导非常重视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试点工作，各单位一定要加强研究，巩固试点工作取得的成果”。他还表示将把试点中发现的问题带回北京，“以便使此项政策更加完善、更加合理，更多的惠及千千万万个基层公务员”。

除开年限太长，吴文丽反映给调研组的另一个情况，涉及考核的标准。在试点方案中，担任实职领导和享受同样职级的普通干部考核时是一样的标准，让许多实职领导感到不大公平。吴秀丽举例道，“比如正科，乡里面就是乡长，县里面就是局长。主任科员就是一般干部，乡长、局长承担的工作、责任多很多，但享受副处条件是一样的。这就没显示出公平性”。

“这是一个好事，也是一个麻烦事。”吴文丽感叹道，具体操作中，容易引起矛盾。由于试点只适用于公务员，“事业单位有一部分人也很有意见”。

在九江县，每个公务员都在丈量着这项制度对自己的影响，但并非每个人都保持乐观。一位副科级公务员有些沮丧地以自己为例，“我是副科，要搞十五年，才调正科。调了又有什么意思呢，就加一百来块钱”。

不仅时间太长，涨幅也太小。他的抱怨，指向了这次工资试点没有涉及的部分——是否要调整公务员整体的基础工资和涨幅。

这才是他们最关心的。

周萍认为现在公务员工资的增长还停留在九十年代，“一年涨二十块钱，对现在来说算什么啊，吃不到一顿饭”。她一直听到风声说会提高基础工资，但最后也没涨，这次是真的有变化了，但还是觉得“步子迈得太小了”。

向上的动力是什么？

感叹工资太低，是近年来许多年轻公务员同声抱怨的事情。他们在网络上自发晒工资，向将信将疑的群众，展示自己非但不是油水丰厚、反而低得可怜的工资条。

九江县公务员的抱怨，很容易引起共鸣。在中部某省人社厅工作十年的刘凡，2011年升到正科，但他的工资不过涨了三百块钱，平均每年只有十几元的涨幅。

他注意到了国家推进职务与职级并行的改革，但由于不是试点县，他不知道试点的详情，愿意想象的，只是“大幅增加每一级别的工资”。

事实上，早在2007年，湖北远安县就低调试点了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时间长达3年。远安的试点与九江县相比，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远安的晋升职级只有两档“副科级非领导职务”、“正科级非领导职务”，晋升条件中，年度考核、现任职务、年限为直接影响条件，除此之外还要求“在单位表现突出，群众公认”。例如晋升副科级非领导职务，要求“科员8年以上，连续2年年度考核优秀或近5年年度考核均为称职以上等次，在本单位表现突出，群众公认”。同时，对晋升职数和晋升程序都有更加繁琐的规定。

时任远安县委组织部长夏锡璠是当时试点的操盘手，如今已经是湖北石首市的市长。他拒绝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请求。那次的改革试点究竟取得了怎样的经验和教训，人们无从得知。

2010年，试点结束后，这位基层组织部长曾专门撰写过一份近两万字的材料，言辞恳切地点出当下公务员制度的弊端，追问“当一个科级机关人员的职务或最高级别都达到了正科级以后，再激励工作奋发向上的动力是什么”？此外，他还亲自动手设计了一套职务与职级并行的方案。在这个方案中，他提出应建立公务员职业化制度、领导职务届期制度、公务员养老金制度等一系列配套措施。

无论是远安还是九江的改革，实际上都是为了解决夏锡璠提出的一连串问题：人们达到了可以达到的最高级别以后，年度考核是不是就成了形式主义？干部能上能下是不是成了一句空话？怎样才能让老实人不吃亏？他在文章中写道：“县市区，是我国执政体系中最重要最具决定性的一个层级，但在干部的待遇上一点也看不出对这个重要层级的重视。”

在基层，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让许多基层公务员开始憧憬，但在中直机关，多年来一直试图推进的“同城同酬”制度将被落实的消息也在中央部委公务员中间传开了，甚至有人给出了具体的两步走方案。南方周末记者就此向人社部和财政部求证，截至记者发稿时并未收到任何回应。